用对待夷狄的办法来"抚之"，不能对仇敌讲和；而宋朝军民抗金，也并不因为女真是夷狄，不是出于华夏贵而夷狄贱的想法，而是因为女真是仇敌。叶适突破夷华之别的传统思想，而以仇敌立论，以此来论证女真统治者的非正义性和南宋抗金的正义性，同时以此来抨击妥协投降的思想和行为，是非常有力的。这就把当时的抗战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叶适又进一步驳斥了当时南宋朝廷中的妥协投降派以义理性命之学作为其妥协投降行为的理论依据的行径。他指出：方建炎、绍兴十余年间，天下能愤忾视虏如仇敌，秦桧既坚持之，自此不惟以和亲为性命义理之实，而言复仇雪耻者更为元恶大憝，灭天常，绝人理，其事极大，未知此论何时当回也！？ （卷四十三）这种"以和亲为性命义理之实"，反以言复仇雪耻者为"元恶大憝"的论调，是多么荒谬的理论颠倒！而几十年来，这种谬论却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牢不可破。奋志于进取恢复的叶适，不能容忍这种谬论，他要以自己的"义理"来驳斥这种理论① 此处似有笔误。从内容看，当为"自附于道学"。
的颠倒，驳斥这些"以和亲为性命义理之实"的"自附道学者"，以证明其不合义理。他说：以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来之虑不尽，则天下之患又将有甚于此，岂可以坐而讲尧、舜、三代之旧，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顺之理，不立仇耻之义，一切听其为南北之成形，以与宋、齐、梁、陈并称而已者乎？（《水心别集》卷十）
叶适以"逆顺之理"、"仇耻之义"来反对"以和亲为性命义理之实"，就是把颠倒的理论再颠倒过来。他认为，"惟以复仇为正义，而明和亲之决不可为，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论者"（同上，卷四）。
叶适还进一步批驳了当时士大夫中"过于誉虏而甘为伏弱"的论调和心理状态，从而把对妥协投降论的批判更深入一步。他说：其誉之也，谓"阿骨打、粘罕、兀术三人者，夷狄之雄杰，皆古所无有，故本朝之被祸最深"。此大妄也。（《水心别集》卷十五）为什么是"大妄"呢？叶适认为，完颜阿骨打是利用辽国政乱的机会，并吞了辽国，"用其兵，食其粮，取其遗戈委甲而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获其国都"，并没有特别高明的地方；而金国侵占了宋的大片土地，也是宋君臣拱手让出的，并不是力战所得的。
三酋者之奋而我之所以布阵立敌而复不胜者，何故也？自其始入，吾固已空千里无当之者矣。彼荡然而来也，夫未尝与之战败，则粘罕、兀术何以能独过于古之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之酷哉？盖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誉虏甘为伏弱而至此耳。（同上）
叶适历数过去之失：建炎初，只有河东失于金，其他地方仍为宋所有，只因"大臣怯懦不能当，日夜以谋退却"，于是二年河南、河北全部丢失，绍兴元年开始失去京东、京西，三年又失去五路。后来粘罕死，伪齐废，金以数千里之地归还，然而宋不能守，得而复失。直到完颜亮殒灭，北方溃乱，归义之民，处处屯聚，京东西、秦、凤、熙河州县相继恢复，出现了有利于宋的形势。"然宰辅无状，踵失策，继旧盟，卒亦黾勉割四要郡畀之，徒使中原遗黎，饮泣内恨，绝望于我。"（《水心别集》卷十）这都是由于宋"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誉虏甘为伏弱"所造成的，并不是由于敌人特别高明，金国的这些君臣，并没有超过古时胡人首领的地方。因此，"过于誉虏而甘伏为弱"，长敌人之威风，灭自己之志气，是没有根据的。
叶适还指出，"过于誉虏而不能自守"，在开始时，由于"乍见骇闻，仓皇扰攘"，还有原因可说；那末，现在情况不同了，今安定久矣，然而誉之不已，何也？誉彼之兵则精锐而吾则疲弱，然则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誉彼之精锐，何也？誉彼之威令则明信而吾则玩侮，然则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誉彼之明信，何也？誉彼之规画则审当而吾则苟简，然则何不易吾之苟简？而誉彼之审当，何也？誉虏以胁国人，而因为偷安窃禄之计，此风俗不忠之大，而无有知者。（《水心别集》卷十五）叶适对妥协投降派的批驳是很有力的：既然你们认为敌方之兵精锐、威令明信、规画审当，而我方之兵疲弱、号令轻慢、规画苟简，那末，为什么不努力改变我方之疲弱、轻慢、苟简，而做到精锐、明信、审当呢？显然，这些妥协投降论者是根本不想改变我方的弱势，而奋发图强的；他们"誉虏"是为了吓唬国人（当然也是吓唬自己），目的是"偷安窃禄"。叶适指出，这是"不忠"，是风俗的大问题，但是还没有人识破它；叶适揭穿了投降派"偷安窃禄"的用心，其实质是"不忠"，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
妥协苟安论在当时又表现为"待时"、"乘机"之说。叶适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真正的"待时"，必须是目的明确、计划周密、有切实的行动，象春秋末年越国人那样，以二十年为期，二十年之内不妄动，而"二十年之内，越人日夜之所为，皆报吴之具也"。而南宋的所谓"待时"，却是旷日持久的等待，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待时之说转而为乘机，此群臣之款大事而误陛下以自宽也"。在隆兴议和以后，"由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时可待而何机可乘乎？时若是之久而当待，机若是之远而未可乘"，"使少壮至于耆老而终不见邪？盖待时之虚论，其误天下国家审矣"（《水心别集》卷十）。因此，叶适主张"时自我为之"，"机自我发之"，坚决抛弃这种苟且偷安的"待时"、"乘机"之虚论。他对孝宗皇帝建议说：臣请决今日之论，时自我为之，则不可以有所待也；机自我发之，则不可以有所乘也。不为则无时矣，何待？不发则无机矣，何乘？陛下姑自为其时而自待之，毋使群臣相倚相背，徒玩岁月，前者既去，后者复来，不过如此而已也。（同上）
（四）对单纯用兵观点的批评
叶适反对"自通和以外无长虑"的妥协苟安，也反对"自用兵之外无他画"的虚论。当然，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单纯用兵的主张，虽然苟简，但持这种主张的人还是要复仇雪耻，反对妥协投降的，在这个根本点上，叶适是与他们一致的；但是，单纯用兵的主张，在实际上总是归于失败，兵败之后又是重新议和，因此，单纯用兵不可能实现复仇雪耻、收复失地的目的，因此，叶适也要反对这种主张。叶适通过批评单纯用兵的观点，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从而充实了自己的恢复论。
叶适指出，单纯用兵观点眼光过于狭小，谋略不完备，他们只是考虑："粮食储备乎？器械精乎？士卒练乎？所恃者如此而已，可谓眇矣"，把复仇仅仅归结为"斗胜负于兵革而已"，这是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叶适认为，"夫复仇者，本非用兵之谓也"（《水心别集》卷九）。
叶适指出，当时有一种"出奇言"的现象，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言之实者无奇，无奇则难听，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兵为尤奇。人主慨然欲闻天下之言，则奇言得以入，而言兵者入之为最深。"叶适列举了当时"平居无事，常言兵计"的种种表现，然后指出："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乐听之"；"凡此者，其意非真以为见干事也，以为言之不得不奇也；非谋国也，非虑患也，中一时之欲而已者也。""今天下之士，好为奇言，而言兵为尤奇者，十年于此矣"，"奇言盛而实言息矣"。但这种奇言，实际上是"今日之腐壤而无用者也"。奇言听得多了，听厌了，现在大概可以听听实言了。说实言，并不是说可以不用兵，要看兵如何用；实言并不是容忍偷安姑息之论。他说：何谓实言？今世或有以为兵端可畏，易开难合，厚赂请和，可以持久，此偷安姑息之论也。兵何尝一日而不可用也，顾其用如何也。故不多杀人，则兵可用；邦本不摇，则兵可用；不横敛，不急征，则兵可用；将非小人，则兵可用；天下虽不畏战而亦不好战，则兵可用；视北方如南方，则兵可用。功成而患不至，外斗而内不知；虽不免于用诈而羞称其术，虽大启旧国而能不矜其事：若是者，其兵无不可用也。（《水心别集》卷四）
可见叶适是既反对畏兵请和的偷安姑息之论，也反对无条件的单纯用兵，而是主张用兵要同各种内外条件结合起来。
单纯用兵观点在当时又表现为"亲征"。所谓"亲征"，就是"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宁，以身斗于兵革，夷伤危苦而后定"，因此是"用兵以外无他画"的表现。御驾亲征，能在一定的时候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论者夸大了这种作用，说什么"天子所在，兵无不胜"，其实是书生之虚论，其错处在于对克敌致胜的各种条件"百不一讲，而委人主以临危事。"叶适指出：夫今日之为谬论者，曰"久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为正论者，问其说则曰亲征而已矣。呜呼！谋国如是，殆矣！兵强可也，财富可也，将能而禽敌可也。若此旨，分画明，法度修，纪纲正，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岂亲征可以致之哉！（《水心别集》卷十）
可见叶适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反"亲征"的，他主张把注意力放在增强兵力、积聚财力、选择能将这些事情上，而这一切要靠改革内政，使得计划明确、法度合理、纪纲正当，君臣同心协力才能做到，只有这样，才能从过去那种要么亲征，要么议和的不断转换中摆脱出来，开辟出一条进取恢复的新路。
叶适还对"前日言恢复者之首"张浚和赵鼎进行了批评。其实他们也不免于"用兵以外无他画"的局限，谋划不周。赵鼎主政时，"虏来则进而拒，名曰亲证；虏去则退而安，名曰驻跸。"（《水心别集》卷十五）因无高明的策划，致使秦桧"南自南北自北"之论冲入其中，坚不可破，而鼎与浚均被逐。隆兴之初，"浚专以恢复之说自任，号召天下，名为忠义自喜者和而从之，其实无措手足之地"。"至其一败符离，师徒溃散，人情摧阻，异论交兴，而汤思退、王之望、尹穑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水心别集》卷十五）。由于赵鼎、张浚这些主战派谋事不周，用兵失败，总是给投降派以可乘之机，最终是归于妥协投降，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当然，叶适对赵鼎、张浚的忠心还是肯定的。如他对"浚年少为将相，困踬白首，忠义不衰"表示钦佩，而对"其所经画者止于如此"表示遗憾。叶适认为，要从他们的失策中吸取教训，才能找到胜之之道。他说：胜之之道，尽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帅、必死之将、必死之士，决坏二百年糜烂不可通之说，真以必死敌之，则胜矣。若今世之言兵，出某策，张某阵，用某人，以奇立功者，岂可赖邪？在以实胜虚，以志胜气，以力胜口而已矣。（同上，卷十五）
以改革求恢复，就是叶适恢复论的主要之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叶适为什么对开禧北伐持反对态度。原来韩侂胄是在弊政未改，国力、兵力未强，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兴兵北伐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以往"用兵之外无他画"的一次简单的重复，与叶适的恢复谋略根本不同，叶适预料它必然失败，其后果将会难以收拾。韩侂胄不听叶适的劝告，果然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