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水，然后清者出焉。（同上）因此，朱熹批评那种不敢疑旧说、不敢立新论的"懒惰"作风：今世上有一般议论，成就后生懒惰。如云不敢轻议前辈，不敢妄立论之类，皆中怠情之意。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耳。（同上）当然，如果朱熹仅仅是说说而已，这还算不了什么。朱熹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他疑经。经，历来是只可注、疏，不可疑的；朱熹却敢于怀疑。如他对古文《尚书》提出怀疑，就是很大胆的。他说：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日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正，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则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反专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唐浩》、《酒浩》、《梓材》之类。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朱熹是从比较了《尚书》今古文之不同而怀疑的："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又疑《书序》不可信。这两疑还同陈亮讨论过：《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人文字，只似后汉末人。又《书》亦多可疑者，如《康诺》、《酒浩》二篇，必是武王时书。
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梓材》一篇又不知何处录得来，此与他人言皆不领。尝与陈同甫言。陈曰："每常读，亦不觉。今思之诚然。"（同上）
显然，陈亮是受了朱熹的启发，同意了他的看法。此外，朱熹还同吕祖谦讨论过。
在视六经为神圣的时代，敢于疑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与此同时，朱熹还敢于对其祖师提出异议。朱熹道学，祖述周张二程，本人为程门嫡传，但他对程颐的批评，也不含糊："允恭克让"，程先生说得义理亦好，只恐《书》意不如此。程先生说多如此，《诗》尤甚。然却得许多义理在其中。（《语类》卷七十八）
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他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同上，卷一百零五）这是说程颐解经多失本旨，是把自己的"义理"加上去的。据钱穆先生统计，仅《语类》辨二程解经失误，有二三百条，以伊川为特多。（《朱子新学案》中册第829 页）如此批评祖师，时人亦不以为怪，可见是一种风气。"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语），不独古希腊有之。无怪乎，连朱熹的大弟子黄也对《近思录》有所异议，说"此书首言太极，非近思，乃远思也"。这话受到明人杨慎的称赞，说勉斋不失为"朱子之忠臣也"（《升庵外集》卷六十）。
以上所述，说明疑经、非师在南宋学术界是一种时尚。叶适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为其薰陶，受到启迪，敢破陈说，敢发新论，独立思考，勇于批判，也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