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同上书，第485-486 页）就永嘉学派来说，它无疑是在永嘉地区比较发达的社会经济（包括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当时，温州已经是东南地区重要的工商城市，从北宋末到南宋初七十余年中，温州人口由16 万多增到90 多万。由于未遭兵火之害，社会比较安定，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粮食产量较高，"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桂阳军劝农文》，《止斋集》卷四十四）。
温州的造船业在北宋未岁额已达600 艘，与明州（今宁波）同居全国之首。
手工作坊众多，生产具有温州地区特色的漆器、蠲纸、瓷器等产品，丝织业"机户"也开始出现，这些手工业产品不但在全国销售，甚至出口到海外。
如漆器曾远销到真腊（今柬埔寨）。农产品也商品化，叶适曾谈到当时谷价："每杠谷计钱三十贯文。"（《水心别集》卷十六）温州地区著名的匝柑是国内市场上的抢手货："岁当重阳，（柑）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贩而适远者，遇涂柑则争售。"（韩彦直：《桔录》序言及卷下《采摘》）茶叶和盐也是流通的主要商品。在温州所属永嘉、平阳、瑞安、乐清四具中，有永嘉、天富（属平阳）、双穗（属瑞安）三大盐场（《宋史·地理志》），所产盐行销内地，而私贩多于官卖（见《宋史·食货志》）。
四县境内，有八镇、二十二个小市，为商品交换场所。绍兴元年以前，温州设有市舶务，管理海外贸易。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曾设市舶司。有宋一代，温州和东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钱的工商业主。虽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经济制度，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主无疑是社会经济中的新因素。温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影响永嘉学者的思想，经济关系是它的最深的根源。但是，在北宋时，永嘉地区的经济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却并没有自然而然地直接产生出永嘉学派来。只有在"九先生"开始把中原学术文化传播到"远僻"之州以后，经过百年的代代相传的延续过程，才为永嘉学派的产生，准备了足够的思维材料，具备了永嘉学派的学者们所由以出发进行加工改造的思想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叶适所说的某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莫不因前代师友之教，流风相接，使其后生有所考信"，是非常正确的。这里有继承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前者叶适已明确指出了，后者叶适（也包括薛季宣、陈傅良）在实际学术活动中做到了。因此，永嘉学派是中原文化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相结合的产物，这是第一。
第二，永嘉学派的产生与温州地区比较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特殊的关系；但是，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他们所活动的范围也不限于温州地区。尤其是叶适，他一生的足迹，遍及浙闽、吴楚、两淮、湖湘等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在当时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当时岭南是边僻之地，是安置流放人员的处所），因此，永嘉学派的产生还有南宋的一般经济基础。也就是说，永嘉学派虽有其地域的特性，但并非是一个单纯地域的概念，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国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具有一般性。对此，叶适用"乡"与"天下"的关系来作了论述。他说：自孟子为论世尚友之说，始轻视一乡之善。盖天下所同善者犹未足也，况一乡哉！按《周官》，乡即国也，??然则一乡之所谓君子者，固无往而不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于一乡，而又以一乡之善不足于天下者，惑也。（《草庐先生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九）这就是说，不要把地方性的利害是非与全国性的利害是非对立起来，地方性与全国性、个别性与一般性是统一的。一乡之善即为天下之善，天下之善即为一乡之善，"疑天下之善不足于一乡，而又以一乡之善不足于天下"，是不对的。一方面，抹煞了地方性，就没有全国性，否定了个别，一般也就不存在；另一方面，又不能局限于地方性，而应把地方性提高到全国性来考察，从个别性提高到一般性，才有意义。叶适指出：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并淑于乡者，以天下准其乡而不以乡准天下。《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人之同类，天下之同域哉！其智之交相明，其材之交相成，不既多矣乎！（《送林子炳序》，《水心文集》卷十二）这个"以天下准其乡而不以乡准天下"，是叶适看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也表明了永嘉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能够超越地区的局限而面向全国，考察全局性和一般性的问题的。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人之同类，天下之同域"，具有其共同性，有着共同的（也就是一般的）基础，虽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共同的基础是社会经济条件。
第三，无论是温州地区的特殊经济基础，还是南宋的一般经济基础，都只能间接地对永嘉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起作用，对此直接起作用的，主要是政治因素。在中原沦为敌手、宋朝仅保有半壁河山而且经常面临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对金的战、和、守的问题，始终是南宋政治的首要问题。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政治上反对苟安求和、主张复仇和恢复故土的立场，使得永嘉学者去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弊政，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探索改革弊政的措施。
严酷的现实和改弱图强的迫切愿望，使永嘉学者逐渐认识到空谈义理、忽略事功的程朱道学的不合事理，不切实用，不能解决国家民族的实际问题，因而与之分道扬镰。虽然当时朱熹、张栻等道学家在政治上也是反对苟和、主张抗战的，但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不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试图通过"正心诚意"这样的空洞议论去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不能为永嘉学派所苟同。
永嘉学者始而传播程氏道学为程门之别传，后又与之在观念上决裂，而独树一帜，另立一派，其中政治上的推动是直接的，经济原因是间接的（虽为间接，但也并非无迹可寻）。第四，宋南渡后，随着东南新的政治中心的形成，中原文化也南移，中原学者纷纷南迁，南方又崛起一批新的学者，形成各种学派。永嘉学者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朱熹、张核、陆九渊、吕祖谦、陈亮等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互相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开展争论、辨析异同，从而使他们见闻（用现代语言说叫"信息"）大增，眼界宽阔，为他们提供的由以出发的思想资料，也远远超过"永嘉九先生"所传播的程氏洛学（以及张、吕、关学）。这也就是如叶适所说的"其智交相明，其材交相成"了。
因此，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流风相接"，不但包括前后的纵向承接关系，也包括同时代学者之间的横向交流关系。没有这样的条件，永嘉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对此作出反证的是，洛学、关学的故乡中原地区，在被女真统治者占领后，原来的学术文化并无发展，终金之世，其统治者和文人学士既不知有道学、心学，也不知有永嘉、永康之学。虽然金朝统治者也是尊崇孔、孟儒学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宋的那种文化氛围已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