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生民的利欲洗净了，从而使义理与利欲对立了起来。针对朱熹所说的汉唐"无一念不出于人欲"的观点，陈亮认为，应当"大其眼以观之，平其心以参酌之"，"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进，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又乙已春书》之二，同上）；从汉高祖、唐太宗的"真心"看，"无一念不在斯民"，因此，体现了三代的义理。因此，义理就在利欲中，利体现了义，人欲体现了天理。所以陈亮认为："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入欲可以并行。"（《又丙午秋书》，同上）
朱陈王霸义利之辩，最后归之于在现实社会中如何立身处世，如何做人之争。朱熹要求陈亮"继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同上）"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留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与村秀才子寻数墨，亦是一事"（同上）。对这种"独善其身"，以"醇儒自律"的成人之道，陈亮很不以为然。陈亮认为，儒者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天下国家大事，做"大有为"的"英雄豪杰"，以恢复为终身大业，"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是为今日"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力之机"（《上孝宗皇帝第二书》，同上）。他在给朱高的信中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止，啐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又甲辰秋书》，同上，二十八）陈亮的这种为人处世之道，表明了他对天下国家大事的积极态度和忧国忧民的心胸；而朱熹的为人处世之道，表明了他对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失去信心，退而讲求个人的道德修养，态度比较消极。
朱陈之间王霸义利之辩历时数年，往返书信十余封，各自阐述观点，但终于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如叶适所说："朱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龙川文集序》，《水心文集》卷十二）
以上所述，只是当时几个最著名的争论，其他的争论还有，如朱陆之间围绕《王荆公祠堂记》而进行的关于王安石和熙宁新法的争论，朱熹和陈傅良之间的争论等，不一一介绍了。这些争论，无疑有助于各派学术的深入发展，也是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3.书院盛行.
南宋的诸多思想家，同时也是教育家。他们聚徒讲学，从者甚众，各派的学术思想从而得到广泛传播。而聚徒讲学的场所，主要是各地的书院。因此，在南宋书院盛极一时。这些书院，是大学和州、县学的官学系统以外由私人办的（个别书院是民办官助的）。当时有名的书院，有如下一些。
岳麓书院。位于荆湖南路潭州（今长沙）湘江西岸之岳麓山。前身为唐代僧人讲所。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 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书院。宋真宗赐书"岳麓书院"匾额。南宋初金兵南侵，毁于兵火。孝宗乾道元年（公元1165 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聘请张斌主持教事，一时群英骤至，人文荟萃，从学者广及东南各路，人数达千人之众，为岳麓书院史上前所未有。岳麓书院因而成为道学湖湘学派的活动基地。湖湘学派的著名学者彭龟年、吴猎、赵方等，都曾就学于岳麓书院，为张栻之高弟。乾道三年（公元1167 年）朱熹从福建崇安千里跋涉至潭州，访张栻于岳麓书院，研讨道学之义理，史称岳麓朱张会讲。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 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兴学岳麓，为书院聘请读书职事、学录，重订学规，亲自执教、督课，乃至谋画更建书院（更建完成在朱离任后），使书院再次兴盛。岳麓书院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宋之亡也，岳麓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算。"（《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
"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碑，死者什九。"（同上，《丽泽诸儒学案》）
此外，张栻在潭州建有城南书院，也很有名。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原为唐代文人李渤隐居处。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 年）建"白鹿洞国庠"，以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 年）改称书院。与岳麓、石鼓、应天（睢阳）并称四大书院。就学者常数十百人。后渐衰落。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 年），朱熹知南康军，重加修茸，疏请敕额赐书，为订学规，陆续添置学田，从学者日众。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亦称学规），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博学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并附一长跋，以"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为学之根本。后儒讲学，以此为准则。淳熙八年（公元1181 年）二月，陆九渊访朱熹。朱与陆俱至白鹿洞书院，请升讲席，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朱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瘤之病，请陆九渊书讲义于简而受藏之。这也是当时讲学的一件大事。
石鼓书院。位于荆湖南路衡州（今湖南衡阳）石鼓山。始建于唐李宽。
北宋至道年间，赐"石鼓书院"敕额。景祐三年（公元1066 年），州县兴学，书院遂废。南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 年），知衡州潘时因旧址复建，其后宋若水等加以扩建，聘永嘉学者戴溪（字肖望）为山长，为置田二千二百多亩，岁收米二百多斜，以为书院经费。从学者甚众，直至宋末不废。
丽泽书院。在婺州（即金华）城中，为吕祖谦、祖俭兄弟讲学之所。有中原文献之传，博四方师友之所讲，兼取融洽。如本郡唐仲友门人傅寅有《禹贡图》，吕祖俭称其"集先儒之大成"，延之丽泽书院，列坐诸生，揭其图，使申言之，诸生不以门户之见耻受教。（《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
由此可见丽泽书院的教学风格。
要州东阳（今浙江省东阳县）有郭氏大户，郭钦止（张九成门人）创石洞书院，钦止从兄良臣、良显创西园书院，良臣子郭溥创南湖书院。三书院聘朱熹、吕祖谦、叶适、薛叔似等著名学者，教授子弟，附近学子从学甚众。
东阳另一大户吴文炳，亦创安田书院，先后聘兰溪徐畸、永嘉石天民、金华唐仲友等学者主教事。东阳书院学兴，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东阳旧俗，以气力为雄，带刀束棍裹行道上，失意辄相仇杀；庭讼，视胜者歌舞贺之尔。"兴学后，"用儒学，又知世所尊贵学之上者，其有原本善士，千里外礼致，讬以子弟，不专请乡州先生也。嫁女取一时名人，饰遣具，从夫子所向，不以族姓当对分毫拣择为近呢恩爱也。人急难求假，必随其力以应，未尝控避。??其敬贤知义有耻，拔为高明，不见卑陋。"（《郭处士墓志铭》，《水心文集》卷十三）
在当时，朱熹居于福建建阳之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考亭精舍等处，皆为讲学之所；陆九渊中年后讲学于贵溪象山书院，其弟子杨简、袁燮等讲学于明州（今浙江宁波）之慈湖东山石坡书院；陈傅良讲学于瑞安（今浙江瑞安）城南书院。此外，衙州开化县汪国观于淳熙年间，建书院于包山，初名听雨轩，聘朱熹、吕祖谦等讲学其中，庆元年间宁宗赐名"包山书院"；婺州永康县寿山固厚峰下石洞，朱熹、陈亮、吕祖谦曾讲学于此，时人称"三贤"，后人于此建"五峰书院"。一时书院众多，讲学之风大盛。
（二）学术繁荣的几个特点
1.民间性.
上述学派、论争、书院，都属于私人学术活动性质，是非官方的。虽然当时的学者大部分曾在政府任职，但他们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创立的学派以及所从事的聚徒讲学活动，都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与其所担任的官职无关。
就是说，他们是以学者身份而不是以官员身份从事学术活动的。他们在职务之余暇或罢职之后进行著述或讲学。之所以能如此，与宋代实行祠禄制度有关。从北宋真宗开始，设宫观使以安置罢职官员。以后员额逐渐增多，到南宋官员"请祠"为常事。官员"奉祠"实际并不到任，只挂虚衔，但月给俸禄（低于现职官员）。这样一来，就使那些不任现职的官员得以依靠祠禄来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而不至有生活无着落之忧。实际上，南宋的许多曾任官职的学者都是在"奉祠"时完成其学术著述的。
在南宋理宗以前，学术界各学派（包括道学）的观点、著述等，并未得官方的承认，相反还常常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制乃至迫害（后面将评述）。其聚徒讲学及书院的教学活动，也具有私人性质，而与官学系统的教育活动相区别。南宋书院盛行的原因，是由于官学衰败，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同时官府财政困难，官学（州县学）经费缺乏。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上的一些名门大户愿意出钱、置田兴办私学，聘请名师教导子弟。由于当时各学派的思想不为官方所承认，不能在官学中讲授，书院就成了各学派思想传播的主要场所。因此，当时的学者也都乐于执教于书院。书院的创办和教学活动，也得到了某些地方官员的帮助（如朱熹在任职时就曾这样做过），但是，这也并非朝廷赋予他们的职权，而是一种个人行为。当时各派的学者都有向皇帝上书言事的举动，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承认并付诸实施；但他们观点的产生，都是自己研究的结果，在未得到最高统治者承认之前，仍是民间性的。
2.同时性.
南宋的诸多学派和各派之间的论争（著名的几次），都是同时发生双向进行的。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思想史上，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往往是纵向进行的，即后来者批评前面学者的思想，即使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间仍有长短不同的时间间隔；象南宋这样众多的学派同时出现，并且直接地横向地展开辩论，确是少见的。汉代王充批评董仲舒发生在东西汉之间；魏晋玄学崇有贵无之争、南朝神灭神不灭之争、唐代韩柳之争，虽在同时但学派不多。只有北宋濂、洛、关、蜀、新学，学派众多，并且同时，可与南宋相比。各学派代表人物同时出现并直接辩论，对于学术交流和研究深入，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3.学者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友好相待.
在这一点上，南宋学者的表现要比北宋好。在当时，不但朱熹、张栻、吕祖谦是好朋友，陈亮和叶适亲如兄弟，就是曾经发生过重大争论的朱熹和陆九渊之间、朱熹和陈亮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朱陆鹅湖之会，辩为学之方非常激烈，各不相让，但相处友好；当时朱、吕曾话及"九卦"，二陆"大服"（《宋元学杂》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朱陆之间仍有共同语言。因此鹅湖之会是求同存异。南康之会，朱陆为学之方的辩论仍在继续，但朱熹待陆九渊如贵宾，陆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受到朱熹的称赞。
朱陆之间书信往返甚多，其中有争论学术问题（如"无极大极"之辩）的，但也有共叙友谊的。陈亮虽与道学思想分歧较深，但他敬佩北宋周张二程"光大"了儒学（《伊洛正源书序》，《陈亮集》卷二十三），称赞朱熹、张栻、吕祖谦这三大家"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与张定叟侍郎》，《陈亮集》卷二十八），他佩服朱熹的人品，曾称"朱元晦，人中之龙也"（《与林和叔侍郎》，同上，卷二十七）。朱熹则称陈亮"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寄陈同甫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即使在朱陈进行王霸义利之辩时，二人仍互致问候，每逢朱熹生辰，陈亮都要派人致寿词、送礼品等，为不同学派学者之间学术论争的一段佳话。当时，各派学者年龄有大小，官职有高低，有的还是布衣（如陈亮），但他们都能以学者的身份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其学术上的建树。吕祖谦叹陈亮："未可以世为不能用。虎帅以听，谁敢犯子！"（《龙川文集序》，《水心文集》卷十二）叶适年纪较轻，对诸儒比较尊重，推为前辈；而朱熹对叶适学术上的长进赞以"后生可畏"（《寄陈同甫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三）孝宗朝的禁道学
在南宋学术繁荣的同时，也有与此不相协调的现象。在孝宗朝，有谢廓然上疏主张"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但由于朱熹的学说广泛传播，影响很大，因此，这时禁道学的主要对象是朱熹。淳熙年间，针对朱熹的禁道学，共发生了两次。
第一次在淳熙十年（公元1183 年）。在此前，浙东连年发生旱、蝗等自然灾害，人民处于饥饿线上。淳熙八年（公元1181 年），根据宰相王淮的推荐，朱熹就任提举浙东常平盐茶公事职务，巡视浙东，次年行部台州。根据台州人的告发，朱熹向朝廷上章弹劾原台州知州唐仲友（当时已新任江西提刑，尚未赴任）。由于唐仲友是王淮的同乡和姻亲，朱熹此举在朝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如陈亮给朱熹的信中所说："台州之事，是非毁誉往往相半，然其为震动则一也。世俗日浅，小小举措已足以震动一世，使秘书得展其所为，于今日断可以风行草偃。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陈亮集》卷之二十七）陈亮写信时，朱熹已奉祠到武夷山居住，唐仲友也已罢归。但是，朝廷上禁道学的浪潮由此而掀起。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说："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接着，御史陈贾在面对时，进一步论道学："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
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于治体，实宗社无疆之福！"这些言词是指向朱熹的，孝宗"从之"。（同上）后来的叶绍翁曾论到此事的背景，当朱唐的官司到孝宗手中时，孝宗曾问及王淮，王淮"乃以朱程学，唐苏学为对。上笑而缓其罪。时上方崇厉苏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为解。"（《四朝闻见录》乙集）
从郑丙、陈贾的言论公布之后，"道学"就作为一种罪名了。其后直学士院尤袤向孝宗进言，为道学辩护："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子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皆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道，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所免，岂盛世所宜有！愿循名责实，听言观行，人情庶几不坏于疑似。"孝宗说："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名，真伪相乱耳。"（《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郑丙、陈贾所论，并没有对道学的思想内容进行什么批判，他们同孝宗一样，都是着重指责道学的"伪"。从道理上讲，他们的话似乎并无不当；但实际上，当时究竟有谁分清过真伪？从后果来看，以道学为罪，必然殃及学人，使并非道学家的学者也受株连。陈亮的冤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 年）初，陈亮被捕入狱。经辛弃疾、罗点等人营救，被无罪释放。出狱后，陈亮给朱熹写信，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说明捕他入狱的原因："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①，初欲以杀人残其命，后欲以受赂残其躯，推狱百端，搜寻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投到状一言之误，坐以异同之罪，可谓吹毛求疵之极矣。最可笑者，狱司深疑其挟监司之势，鼓合州县以求赂。"（《陈亮集》卷之二十八）这里说的"监司"，正是朱熹（因朱熹曾任提举浙东常平盐茶公事，故称监司）。由于朱熹同陈亮友谊较深，来往甚密，当权者治道学而株连到陈亮。而如果陈亮定了罪，下一步显然就要治朱熹之罪了。其实，陈亮在思想上同道学的界限是分明的。如他自己所说："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同上）陈亮反道学，是思想领域中认真的思想斗争，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反对另一种学术思想；而郑丙、陈贾等人反道学则不然，他们是用政治手段（如上疏）从外面禁止一种学术，而他们自己在学术上并无建树，这样做实际上不能对道学本身作任何批判，而是以道学为一种罪名来打击学者，这是同陈亮反道学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是陈亮本人非常反感的。
到了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 年），又发生了一起以道学为罪名弹劾朱熹的事件。当时王淮已罢相，朱熹被宰相周必大推荐，入朝奏事，其后任命为兵部郎官。顶头上司兵部侍郎林栗因同朱熹讨论《易》及张载的《西铭》不合，向皇帝上书弹劾朱熹。这个林栗还是有学问的，他曾著有《易解》一书，寄给了朱熹，朱熹批评此书"大纲领处有可疑者"。这是学术之争，本是正常现象，但林栗弹劾朱熹却言过其实，扣了政治帽子。他说："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人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将置列朝，以次收用。而熹闻命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徒迭为游说，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傲视累日，不肯供职。是岂程颐、张载之学教之然也？望将熹停罢，以为事君无礼者之戒！"（《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这次出来为朱熹辩护的，是永嘉学派的学者叶适。叶适当时任太常博士，见到林栗的上疏后，立即作《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指出："凡栗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利害所系，不独朱熹，臣不可不力辨。"叶适指责林栗"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词无实，谗言横生，良善受祸，何所不有！"（《水心文集》卷之二）显然，叶适是鉴于郑丙、陈贾禁道学而使他的好友陈亮蒙受冤狱的教训，看出林栗以道学为罪，受害的决不止朱熹一人，是很有见地的。叶适的这篇辩护状，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学术界至今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本书将在适当地方专门予以剖析，以说明叶适论事的深刻和切合实际。
到了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 年），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言："近世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攻；公论不立，则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系焉者也。??臣始至时，闻有讥贬道学之说，而实未朋党之分。中更外艰，去国六载，已忧两议之各甚，而恐一旦之① 无须之祸：典出东汉末年袁绍、袁术等朝官率兵攻入宫中杀宦官。一些无须的男人亦被错当成宦官而杀。
陈亮本非道学家。在当权者治道学时被株连而入狱，因此说自己是"滥膺无须之祸"。
交攻也。逮臣复来，其事果见。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
夫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进退，率用人言，初无好恶之私，而一岁之内，斥逐纷纷，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纳忠之言，谓为沽名之举；至于洁身以退，亦曰愤怼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讦讪。事势至此，循默成风，国家安赖！"（《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由此可见，到了光宗时，已不仅仅是禁道学的问题了，"因恶道学，乃生朋党"，至此，庆元党禁已是一触即发，只待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