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他最要好的朋友驾车在公路上行驶，出了事故，丧了命。
褒曼急于找到席各妮。在一位瑞典女演员维薇卡的帮助下，总算拨通了席各妮的电话。
席各妮接过了话筒，唠唠叨叨地说了起来：“英格丽，听到你的声音，太高兴了。你是来纽约领奖的吧！真替你高兴。你回美国真太好了。我知道，今天晚上‘萨迪’饭店举办大型晚会，已经邀请了我。我不知道能不能去参加听到你说话，太高兴……”她不停地说了下去……
褒曼想，她的脑子也许出了毛病。她说：“等一等，报纸上说你的孩子出了车祸，是吗？”
“是啊，难道不可怕吗？他死了。我真为那个驾车的孩子难过，他是我孩子最好的朋友。他没有死。我已经请他到我这里来，我可以照料他，他一定吓得要死……”
“可是你不打算去加利福尼亚吗？”
“我还去干什么呀？我孩子已经死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惟一能做的好事就是帮助那个孩子，叫他到我这里来。”
“你准备留在纽约？”
“是啊，再过几小时我要去剧院。”
褒曼简直不敢相信她听到的话。“今天晚上你还能演戏吗？你当真要演出吗？”
她非常平静地说：“是啊，英格丽，今天晚上我必须演出，不然的话，我会发疯的。”
褒曼哭了起来。同席各妮的这段对话多年一直萦绕她的心头。
褒曼知道必须给皮娅打电话，女儿知道她要回来。褒曼曾写信告诉女儿说，过了这么多年能再见到她该是多么高兴。她也曾经请艾琳和凯·布朗转告女儿。
现在褒曼知道这次她不能见皮娅了。没完没了的活动——机场上记者的即兴访问，会见阿尔文邦，同席各妮·海苏谈话，领评论家奖，同史蒂夫·艾伦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中露面（从“萨迪”饭店转播的特别节目）。她一想到那些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蜂拥而入，等着看她见到女儿皮娅时伤心落泪，悲痛欲绝的场面，她就无法忍受。她实在无法面对这种感情的极度爆发。褒曼给皮娅打了电话，把想法告诉了女儿。她竭力向女儿说清楚，她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安排这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事情：看望女儿。她尽力向女儿解释她无法控制感情，她担心自己的精神会垮下去，而不能再做别的事情。褒曼说也许她应该这样做。她是鼓足了勇气才来美国的，她实在没有更多的勇气去见自己的女儿了。
可是可怜的皮娅并不了解母亲的心情。她认为褒曼不想见她。她认为母亲把自己的事业看得更为重要，认为褒曼想做的不过是会会老朋友和在电视上露露面。于是皮娅把旅行箱里的东西又都拿了出来，上课去了。新闻记者打电话给她，她对他们说她功课很忙，无法脱身，因为她不想拉下功课。大家都觉得这很奇怪。
对皮娅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创伤，在她的心里一直积存了多年。
6个月后，1957年7月8日，渴望已久的会面终于实现了。彼得·林斯特罗姆博士已经再婚，他和妻子艾格尼丝、他们的小儿子彼得来斯德哥尔摩游览。皮娅也一同来了。这时她已经18岁了，在科罗拉多大学读书。皮娅给母亲打了电话，约好在巴黎见面。
分别长达6年后，这是她们母女第一次会面。褒曼料定她和皮娅都会激动得泪流不止，但她不愿意让摄影记者看到这种场面。于是她和“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说明了上述情况，请他们予以协助。他们同情地说：“我们让你先呆在飞机上，等乘客都走下之后，你们母女可以留在飞机上单独相见。”
于是，褒曼登上了飞机，女儿皮娅等在那里，她们拥抱在一起，可是闪光灯立即曝了光。
《巴黎竞赛画报》曾经派了一名摄影记者，从纽约就跟随皮娅，以便拍下这张久别重逢的照片。当他发现皮娅留在飞机上时，他就藏在飞机上，趴在椅子下面。拍完照后，机组人员才把他叫了下去。皮娅惊奇地看着褒曼说：“你看起来多么年轻。”
她们在一起呆了12分钟，然后走到舷梯上，面对成群结队的摄影记者亲切地拥抱和微笑着。
“分别6年后的重逢，我们都很高兴。我真不知道我们一起在巴黎要干些什么。”这是褒曼说的惟一的一句话。
为了躲避摄影记者的追逐，她们不得不从旅馆的后门偷偷地溜出去坐车游览全城，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在皮娅逗留的日子里，她们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包围上来。皮娅在欧洲停留了两个多月，褒曼带她去看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她们游览了西西里岛，皮娅在圣玛丽奈拉度过了最后的时刻。孩子们都在那里聚会，格外亲切。
皮娅回美国后，褒曼带着孩子们飞返巴黎。生活和过去不大一样了，因为罗伯托远在印度，而且要在那里工作9个月，现在需要褒曼自己下决心了。
她记得第一次拿到演出《茶点与同情》的工资支票的情形。从她16岁充当临时演员领取了10克朗工资以来，大把的钱没有在她手上停留过。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演员给她介绍了一位律师协助理财，他在银行里给褒曼开了户头。这样工资和各项收入可以及时存入银行。
不久，褒曼听说她在法国的收入必须纳税。她不知道纳税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意大利有罗伯托处理一切，她无须插手。后来有人告诉她，对于她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说，在法国开立银行户头是不合法的。他们还说，每张支票都将遭到扣留，并从中剔除税金。她应早些去税务局申报纳税单。她把律师找了来对他说：“这些情况你都没对我说过。现在我该怎么办？”
“你都花费了哪几方面的钱？”他问道。
“我已经付了旅馆费，3个孩子的生活及保姆的费用和工资。要是税务局要我缴纳很多钱，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噢，那很好办。你说你供养了一位情夫，钱都这样花了。”
“养个情夫？我还为他付账！”
“对。他把你的钱都卷跑了。这不奇怪，是很正常的事情。收税人懂得这一点，你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我不喜欢这个办法。”
“别担心，等他们来找你时，我们再商量对策。”
于是褒曼没有再理这件事，只等着税务人员来找她，可是没有人来找她。于是她给律师打电话说：“什么事也没有。”
“噢，好啊，如果10年以内不找你，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我不喜欢……”
“不用担心，一切交给我办吧。”
第九个年头，税务人员终于来找褒曼了。这时她已经又结婚了。税务人员找她要了一大笔钱。这都是那位律师的坏主意造成的后果。从此以后，她尽量不同律师打交道。
凯·布朗给褒曼来电话，说了《茶点与同情》的作者罗伯特·安德森的情况。他的妻子因患癌症刚刚去世，他的妻子长期病魔缠身，他每天都在照顾她，病情每况愈下，他一直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离开人世。凯说：“这简直毁灭了他，他自己都不想活下去了。去帮帮他，开导开导他吧。我致电请他立即飞往巴黎，参加首映式夜场，也许他会鼓起勇气活下去的。”
安德森经历了穿越大西洋的一次可怕的飞行，飞机被迫返航。迟迟到达巴黎的他却赶上了首演式。
褒曼和安德森成了好朋友。很快褒曼看出他是个不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男人。褒曼尽力帮助他，使他心情逐渐愉快起来。那些日子里，安德森和褒曼关系极为密切，也许褒曼也需要这样做。她知道，对他们俩人来说，住在一起可能都很必要。
几乎在同时，褒曼第一次遇到了拉斯·施密特，他也是瑞典人。他演出过很多剧目。他正在巴黎演出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热铅皮屋顶上的猫》。
拉斯·施密特仍清晰地记得他们相见的情景：
“1956年我说服彼得·布鲁克从伦敦来巴黎导演《热铅皮屋顶上的猫》。我们的演员阵容整齐，演出极为成功。快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听说正在演出罗伯特·安德森的《茶点与同情》的英格丽·褒曼来看我们演出。演出前我以主人的身份会见了她。‘请您和罗伯特休息时来喝杯香槟好吗？’‘太好了，谢谢您。’她说时脸上露出了令人**的微笑，然后去找他们的座位。”
“休息时我的一位老朋友同我在一起，他是个高大魁梧的漂亮的瑞典人，名字叫古斯塔夫，他过去见过英格丽。英格丽同古斯塔夫谈了起来。我忙着给他们送香槟酒，看看是不是每人都倒上了酒。我同褒曼小姐离得很近。她长得很美，人很谦虚。”
“又过了几个星期，凯·布朗小姐来到了巴黎。凯是英格丽的代理人，她也是我的美国代理人。‘多好玩啊，’她说，‘两个瑞典人都住在巴黎，竟然互不相识，你们俩人甚至还住在一个旅馆里。我来安排这件事。’”
“这样我们就互相认识了。我请英格丽去吃饭。我们去了一家名叫‘金色白兰地’的小饭馆。英格丽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阴差阳错，过去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真有意思！’”
“‘可是我们过去见过面。’”
“‘见过面？在哪里？’”
“‘你来看过我演的剧《热铅皮屋顶上的猫》。’”
“‘噢，是你演的？可是我没看见你。’”
“‘你看见了。休息时你喝过香槟。我给你倒的。’”
“‘你倒的！哎呀，天啊，我以为你是男招待呢！’”
“那天傍晚我们吃饭时还谈到了瑞典。我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几个星期过去后，我像往常那样到处奔走。尽管我们还住在一个旅馆里，她很忙，我也很忙，我们没有再见面。
“一天，我回到旅馆，在早晨给她打了个电话：‘您能和我一起用早餐吗？’”
“‘对不起，我需要照料孩子。’”
“当然，我能理解，于是我和另一位朋友去吃午饭。我们驾车驶向位于布龙涅森林的洁净舒适的小饭店。我看到在靠近景色迷人的湖畔的一张桌子旁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褒曼小姐。吃完饭后，我走近她用瑞典语说：‘褒曼小姐，您就是这样照料您的孩子吗？’她正同罗伯特·安德森在一起。”
“她抬头看了看我，脸红起来。我从来没看到过像她那样容易脸红的人。然后她看看我，神秘地笑了笑。那天夜晚我又给她打了电话，终于气氛活跃了起来。”
E.她因主演《安娜斯塔西亚》而荣获奥斯卡金奖。爱情是个永远猜不透的谜。新丈夫竟和印度女人私奔。她寻求印度尼赫鲁总理的帮助。分手的吻……
褒曼的好朋友卡里·格兰特曾经答应她，要是她得了“学院奖”，她就去领奖。褒曼演完了《茶点与同情》的夜场后，在“雷菲尔”饭店里按往常的时间上床睡觉。早晨7点钟电话铃把她惊醒了。“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宣传人员在电话里大声说：“祝贺你，你获奖了，你获奖了！”
褒曼洗完澡，自己喝了杯香槟酒表示庆祝。小罗勃蒂诺拿着收音机说：“妈妈，他们说你呢！”他不怎么懂英语，可是听出了她的名字。法国广播中不断播放着奥斯卡金奖发奖仪式。罗勃蒂诺听到宣布“英格丽·褒曼”的名字和鼓掌声。他把收音机放在洗澡间的地板上，褒曼能听见扬声器里发出的鼓掌声。接着卡里开始讲话：“亲爱的英格丽，不论你现在在什么地方……”褒曼说道：“我在澡盆里！”“不论你在天涯，还是在海角，我们，你的朋友们，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由于杰出的表演艺术而获奖，我在这里代你领奖，我们在为你高兴，也祝你和我们一样高兴。”可怜的小罗勃蒂诺一点也不理解，为什么妈妈洗着澡却哭了起来。
接着同罗伯托又开始了新的纠纷。褒曼从来没想到过和他离婚，即使下地狱，她也愿意和罗伯托一起去，为了嫁给他，她经历了多少苦难，凌辱……
另外，褒曼不能离开他，也因为她觉得罗伯托在事业上的失意，有一部分是由于她的原因。如果离开他，褒曼会觉得对不起他。归根结蒂，褒曼觉得是自己主动迈出第一步的。是她写信给罗伯托，要罗伯托来和她拍一部电影，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此引起的。褒曼以为当他从印度回来后，他们还会言归于好，和往常一样的生活下去。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这似乎还不可能，因为她已经同意参与美国影片的制作了。
1956年春天的一个深夜里，“雷菲尔”饭店的客房里电话铃响了起来。“罗伯托，你在哪里打来电话？……是从印度吗？一切都好吗？”
“噢，很好，很好，近来报纸上不断谈论说我有个女人。如果报界人士打电话向你询问我的事，你要加以否认，说那是无稽之谈，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好吧。既然你这样说了。”
他们又闲谈了一会儿，挂上了电话。
关于罗伯托和褒曼的生活有人曾这样写过：虽然褒曼可能时时刻刻受着清教徒的良心折磨，但她认为和罗伯托相处可能比大多数人的境遇要好。褒曼觉得这是真的。和罗伯托在一起，既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幸福，也为她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她认为，烦恼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没有烦恼，总是一帆风顺，这个人一定是个不为人们喜欢的俗子凡夫。
为了和罗伯托共同生活，褒曼曾有过许多设想。当他们的经济条件很困难时，她曾经对罗伯托说：“喂，让咱们宣布破产吧，宣布破产是有例可循的，是不是？破产以后又会怎样？我们还不至于去坐牢吧？让我们根据现有的物质条件生活吧，租一套小公寓房，我来打扫卫生，拖地板、做饭。我们也不必雇佣人。”罗伯托紧盯着她，觉得她好像发了疯。“那样的日子不值一过。”他说。“那样的生活不值一过！生活就一定要生活得像个样子。”这是罗伯托的生活逻辑。
褒曼放下话筒，坐到床上，心里在思考着这些事，不知怎样做才好，因为她知道情况已经完全变了，她知道罗伯托给她打电话说这样的事情时，他一定另有新欢了。他又陷入了情网。肯定她一定很爱他。现在她一定在照料他，使他过得愉快。
罗伯托已经离她而去。她坐在床上，她感觉到自己的笑声变得越来越高，似乎已经扩散到了她的耳际。她是那样高兴，为了他，也为了自己。现在该是他们冷静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电话铃声又在半夜里响了起来，又是罗伯托。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个有钱的制片商，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防范措施。他不仅不让罗伯托再当导演，而且扣押了已拍好的影片。这样，罗伯托无法把影片带出印度。罗伯托说：“一切都过去了，简直是愚蠢，说我爱上了这个女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是惟一能够帮助我解决影片问题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他现在正在伦敦访问。你在伦敦认识很多人，能不能找找他，看看他是否能帮忙，让我把影片带出印度呢？”
“我试试吧。”褒曼说，“我只能试一试。”
第二天早晨，褒曼给伦敦的好友安·托德打了电话说：“你和各界人士都有交往，我想见见尼赫鲁，请他让罗伯托把影片带出印度，你看行不行？”安说：“好吧，我认识尼赫鲁的妹妹，她也在伦敦，我给她打个电话。”
安给她回电话说：“明天速从巴黎坐飞机来，午饭前到达我家。”这样，尼赫鲁的妹妹、褒曼和尼赫鲁总理本人就在一块用午餐了。褒曼想，尼赫鲁对她在这里出现一定感到奇怪，可是午饭后在花园里散步时，褒曼发现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褒曼说：“我丈夫罗伯托·罗西里尼在您的国家里遇到了点麻烦。”
“我听说了，”他非常平静地说，又往前踱步。一会儿，他说：“我想他迟早会被允许离境的。”
“可是，他不能不带拍好的影片离开印度，”褒曼说，“影片就是他的生命。”他们并肩散步，边走边谈。
“嗯，我听说发生了许多与此有关的事情和丑闻，还和金钱纠纷联系在一起，听说问题很复杂。”
褒曼说：“是啊，是这样的。他总是出问题。可他是个好人，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这样的人总是会出问题的。如果能让他带着影片离开印度，那就太感激您了。”
“是啊，是啊，问题终究会解决的。”
可是褒曼不想就此作罢，一定要请这位一国之君为他开绿灯。她说：
“瑞典有句谚语，‘草刚发芽，牛就要挨饿’，您不要让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太长。他是个大好人，您不能见死不救。不管怎么说，他拍了影片，让他带着影片离开好吗？”
他们继续散步，可是，尼赫鲁只是笑笑，点点头，什么也没再说。
就在第二天，罗伯托终于得到允许带影片离境。他立刻登上了飞机返回法国。
人们对褒曼的行动感到奇怪，因为这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了罗伯托怎样被逐、怎样热衷于一位印度制片商的妻子、怎样和她私奔。
褒曼想，人人都会做错事，会做荒唐事，应该客观地权衡一下他们的行为。最重要的是罗伯托带着自己拍好的影片回来了，影片可能很有价值，对了解文明古国印度很有艺术借鉴，也许影片拍得不成功，得冒点风险。罗伯托也许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又怎样呢？她觉得那并不重要。他是个人才，甚至是个天才。这是谁也无法夺走的，而人才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
罗伯托回到巴黎时，褒曼去机场接他。这使围着她转的记者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吵吵嚷嚷地说：“褒曼小姐，听说你丈夫同一位印度女人私奔了，是吗？”“你丈夫不是同一位印度制片商的妻子私奔了吗？褒曼小姐？”褒曼说：“是吗？我一点都不知道呢，我是来接他的。”
罗伯托下飞机后，褒曼竟扑在他的怀里，罗伯托紧紧地搂着她，他们吻了又吻。这样的照片登载在世界各国的报纸上，还加了以下文字说明：“那些谣言是多么可笑，看英格丽·褒曼迎接罗西里尼，他们在热情拥抱。”
没有允许新闻记者随他俩回“雷菲尔”饭店。回到褒曼房里后，罗伯托坐在扶手椅里，不停地摆弄着自己的头发。他们分别后，已经逝去了漫长的9个月。他说：“你在上演那出戏吗？”
“是啊，我当然要演。卖座率仍然居高不下，且每场座无虚席。如果今晚你想看的话，我可以给你找张票。”
“不去，我想，我还是不去为好。”
褒曼去剧院演出后回到了饭店。这段时间罗伯托也可能曾经出去过。可是，褒曼回来时，他还坐在扶手椅里用手捻着头发。褒曼心想，现在可能是俩人心平气和谈谈的最好时机。
褒曼没有直接对他说，她已经见过同他私奔的那位印度女人索娜丽了。她在罗伯托到达的前几天来到巴黎。褒曼并不想见她，可是他们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褒曼说：“她从印度来了，想见见你。”于是褒曼说：
“我立刻就过来。”
褒曼觉得她长得漂亮，人很和蔼，可是满面愁容。她怀里抱着个婴儿。褒曼想，噢，天啊，这怎么可能？这可能吗？罗伯托走了多久？九个月，当然，这不可能，这个小孩有好几个月了。
褒曼和索娜丽谈了起来。这个孩子是她和她的印度丈夫最小的儿子。她把大儿子留在印度，同她丈夫在一起。“报纸太可怕了，”她说，“他们散布了大量**，说了很多谎话。”
褒曼说她已经和报纸上的谎言打过多次交道了。索娜丽说她什么都不想要，只是想见见褒曼。这时褒曼想的是，可怜的女人，多么奇怪，又多么相似，这女人和她一样，也把一个孩子留给了丈夫。
现在褒曼和罗伯托在“雷菲尔”饭店的客房里。她心平气和地说：
“罗伯托，你愿意离婚吗？”罗伯托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依然抚弄着头发，望着房顶上的电灯，一言不发。褒曼以为也许罗伯托没听清她说的话，于是又非常平静地说了一遍：“罗伯托，要是我们离婚，你觉得好吗？”
还是一言不发。他的两只眼睛仍然望着电灯。褒曼不想再说第三次了，只有等待。她等了又等，好像要无休无止地等待下去。他满面凄清，仍不停地摆弄头发。最后，他终于慢条斯理地说：“是啊，我已经厌倦称当褒曼先生这个角色了。”
对他这种说法褒曼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一向大名在外，一向是傲慢自信的罗伯托·罗西里尼先生，从来不是褒曼先生。
“是啊，我的感觉如此，我厌倦了。”
她说：“好吧，我懂了。我们离婚吧！”
他们终于解决了纠缠了多年的难题，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还拥抱亲吻。然后褒曼对他说，她见过索娜丽了，祝她幸福。
他说：“你可以领养孩子们，他们属于母亲，不过我有两件事请你答应。”
“好吧，什么事？”
“孩子们永远不回美国。”他非常憎恨美国和霍华德·休斯，所以不让他们再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
“永远不去美国！等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我又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呢？我们可以叫他们接受欧洲型的教育——瑞典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英国式的……可是，等他们18岁时，我们就要给他们选择的自由了，其中也包括美国，要是他们想去的话。”
“好吧，好吧。到18岁再说。”
“第二件事呢？”“你永远不要再结婚了。”
“我应当永远不再结婚？”
“对了，按照你现在的年龄，不要再结婚了。”“我现在的年龄！你几乎比我大十岁。你出去时带着个年轻漂亮的印度女人。你又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我就不应该找个年轻英俊的男人吗？你没权利阻止我，让我不结婚。”“你应当照料孩子。你有3个孩子，加上皮娅是4个。我是说，你还想要什么呢？”
“这件事我不答应。”褒曼说罢大笑起来。她觉得荒唐可笑，她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