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否认曾予以攻击，他们说谎。世界上还有实情嘛。
史沫特莱：你是在讲一个小的实情，而且把它放在主要的实情之上。那实情就是陆战队无权待在那里；那就是中国的领土属于中国人民，那就是我们在那儿支持一个法西斯政权。
自从国民党和**的重庆谈判破裂以后，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史沫特莱清楚地看到，在美国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正在准备进行一场宣传战，其目的就是保证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他们把一个保守的美国资本家亚瑟·科尔伯格派到中国去为国民党政府准备这场舆论攻势。史沫特莱在给《民族》杂志的一封信中指出：
今天有不少美国人正为那独裁政权作宣传，这些美国人被认为是“中国之友”，虽然他们对中国并不怎么了解。科尔伯格去年（1945年）下半年到中国去了三个月，竟然成为中**队的荣誉将军，现在已经是什么纽约国民党官方宣传总部的高级顾问了。
国民党政府也和美国的这股反动宣传攻势紧密配合，开始向美国反动分子提供一种规定好了的“国民党宣传路线”，往美国派自己的代言人，以谎言欺骗美国公众。史沫特莱发现这是一个阴谋，她认为美国应该对整个中国的内战灾难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至此为止，我能看到的是，除了中国人民的群众运动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消我们政府的反动的对华政策。我希望**人和民主人士不要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政策抱有幻想。我们的进步人士将继续尽我们的力量去战斗，但要想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无能为力的了。（中国的）学生运动让我们反动圈子里的人吓了一跳，不幸的是这运动又沉寂下去了。我希望（中国）**有能精通美国情况和美国反动宣传的人士。
有了美国政府的撑腰，国民党政权越来越法西斯化。全国知名的诗人、文学教授闻一多在昆明街头遭到国民党特务枪杀，与西方进步记者密切共事的杰出新闻工作者羊枣（杨潮）遭到逮捕，继而被杀害。史沫特莱为此征集抗议签名，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946年的中国形势使她想起了1933年的上海，当时民权运动领导人杨铨遭到暗杀，鲁迅曾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战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史沫特莱更加相信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民意所归。
面对美国新的**政策，史沫特莱的一些朋友变成了敌人，而始终站在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立场上的亲密朋友，除了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有埃文斯·卡尔逊，当然，还有明白真相的广大美国人民，其中包括一贯支持史沫特莱观点的《新共和》、《民族》杂志和《下午报》的主编和编辑们。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对史沫特莱最有力支持的是她的好朋友埃文斯·卡尔逊。他们还记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篮球场上的初次见面和在汉口的重逢。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军官，第一个访问八路军的美**人。他在八路军中学习游击战争的战术，了解指导八路军行动的准则，从中认识和了解了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成了史沫特莱的好朋友。
卡尔逊运用他学到的游击战术，训练出一营优秀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他的突击营在瓜达尔卡纳岛的战斗中取得了美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首次胜利，只牺牲了16人，却摧毁了日本的大量军事设施，消灭了800多名日军。但是他的上司却坦率地对他说，他们害怕他那些非正统的战术构思。1943年5月他被“踢上楼”，升任突击团执行长官，目的可能是取消他直接指挥自己训练出来的突击营的权力。卡尔逊是美国塔拉瓦和塞班岛战役的主要战略制定者之一。在塞班岛战役中，他为了把一名伤员从火线上撤下来，手臂受了重伤。为此，他1945年从海军陆战队退伍，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家乡。
卡尔逊和史沫特莱一样认为中国**会比国民党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民主希望，他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受到赫斯特系出版物的攻击，于是他组织了一个名叫“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机构，当了这个机构的第一任主席，出版《远东之光》月刊，开展战后对华政策的公开辩论。卡尔逊认为，国民党许诺给中国人民以民主，只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只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民主。他的“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泼斯坦。他们组织公众集会，积极在国会外游说，争取国会停止支持国民党，转而支持真正民主的中国。卡尔逊成了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没有人知道史沫特莱一直在悄悄地爱着卡尔逊。卡尔逊从加利福尼亚写信给史沫特莱，对她在《下午报》上的一篇文章 “把聚光灯转向中国内部的真实情况”大加称赞以后，小心翼翼地告诉史沫特莱，他又结婚了，年轻的妻子是一位很好的伴侣。为了减轻史沫特莱这个感情丰富的女人的痛苦，卡尔逊又写道：“我很想让你们俩互相认识，艾格尼丝，她是你的真诚的赞赏者。”
史沫特莱怅然若失，久久不能恢复平静。
1947年5月，史迪威去世以后八个月，史沫特莱又遭到了一次更沉重的打击：亲爱的朋友，只有51岁的埃文斯·卡尔逊突然离开了人世。他是死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的，当时他正和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迈克尔·斯特雷特讨论美国对蒋介石的政策，突然心脏病发作，撒手而去了。史沫特莱怀着极大的悲痛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园为卡尔逊举行的军队葬礼。次年1月远东政策委员会为卡尔逊举行的追悼会上，史沫特莱流着泪，说：卡尔逊是以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为自己的生活目标的。
一群住在纽约的中国朋友，经常把他们对中国形势和美国政策的看法告诉史沫特莱。其中有三位杰出的中国妇女：女演员王莹、历史学家黄绍湘和新闻记者杨刚。
王莹曾在雅都为史沫特莱提供创作剧本的背景资料，为此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跟踪追查，50年代初被美国移民局逮捕，驱逐出境。她回国后在戏剧界工作，曾对当时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的公式化提出过中肯的批评。因为这些批评，也因为40年代在美国的生活，王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恶毒迫害，死于狱中。
黄绍湘是一位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她曾经为史沫特莱当翻译。50年代回国后，编写《美国通史简编》，是有关美国历史的最有权威的著作。文化大革命中，她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曾因为过去在美国的经历受到严厉的批判。
杨刚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被国民党杀害的羊枣的妹妹。30年代她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后来在上海当《大公报》的文学编辑。1945年杨刚来到美国，获得拉德克利夫奖学金，攻读文学，并为中国报刊撰写有关美国生活的专栏文章 。杨刚和史沫特莱在纽约和波士顿经常见面，两人性格十分相似，一样的刚毅热情，一样关心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动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1948年杨刚回国，立即在《大公报》发表了她在美国时写的文章 ：《给顾祝同将军的公开信》，控诉国民党统治者杀害她的哥哥，国际时事评论家羊枣。解放初期，杨刚写过一些纪念史沫特莱的文章 。50年代，她当了《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是中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不幸逝世。
在纽约，史沫特莱的中国战友还有陈翰笙和老舍。
陈翰笙是一位**员，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时期的老朋友。当时他曾帮助史沫特莱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带她到无锡农村作实地经济考察。1932年国民党特务搜捕陈翰笙，史沫特莱把他和他的妻子顾淑型藏匿在自己的住处，给他们化了装，把他们偷偷地送出上海。陈翰笙说，史沫特莱救了他的命；史沫特莱说，陈翰笙是她认识中国的第一个引路人。从1945年到1950年，陈翰笙夫妇一直留在纽约，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被任命为**在美国的代表，同时还在不断地写作。他们夫妇和史沫特莱来往密切，曾经到雅都山庄去探望过她。
史沫特莱和老舍是1938年在汉口认识的。1946年闻一多被杀害以后，老舍来到了美国，他是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而来的。他的小说《骆驼祥子》在美国正走红，成了畅销书。史沫特莱与埃姆斯夫人安排他到雅都山庄暂住。这段日子史沫特莱非常愉快，她庆幸老舍在国内没有遭到监禁或暗杀。而且老舍的来访对她写《朱德传》大有帮助，她可以向他详细地了解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形式，了解朱德的生活和成长的历史背景。
老舍住在雅都这段日子，史沫特莱每次应邀出外演说，老舍都陪同前往。1946年9月16日和10月15日，老舍也发表了演说，气氛非常热烈。史沫特莱生动地记述了老舍演说的情景：
老舍进城去讲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听众中有个商人模样的人提了个问题，询问中国人对待美国银行家和商人的态度。老舍说：“我们不喜欢你们，也不要你们呆在那里。你们支持中国的反动派，他们也支持你们。你们只有一种兴趣——剥削中国人民。”一个年轻的曾在昆明呆过的美国兵站起来抱怨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他们问美国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回家去。那年轻人认为中国人这种样子是很小气的。
老舍回答说，云南省的每个鸡蛋在战时都要送到美军那里去，农村的牲畜也被赶去宰掉。
年轻人说：“我们是付了钱的。”
“但是老百姓没有鸡，没有鸡蛋，根本没有肉吃。”老舍说，“你不能吃美国钞票嘛。”
“啊！”那年轻人惊叫道，“你的意思是，你是从农民的观点看问题的。”
“对啦。”老舍说，“即使你付了钱，我们的人民还是不得不过没有东西吃的日子。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一个人对我说，他们要我们滚出去，就像我们也会让外国人从我们国家滚出去一样。咱们的人行为很不好——搞黑市买卖，搞女人，看不起所有的中国人。而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里，我都看见过苦力装卸我们的飞机，他们吃不饱，又瘦，他们无法像美国人干那么多活。再说陈纳德吧，我就在他的空军里呆过，据说在昆明的每一家饭馆和酒店里，在云南的每一种工业里，都有他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史迪威的矛盾那么大。”
另一名从陈纳德空军来的人也这么说，那年轻的士兵不作声了。
罗斯福去世以后，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他把反苏**的前总统胡佛召进白宫，担任联邦调查局主任。胡佛上任以后，马上把史沫特莱列入调查对象名单。1944年10月，胡佛向纽约奥尔巴尼分局送去以下备忘录：
敬启者，请将居住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温泉地的雅都山庄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列入固定审查监视人员名单，并将此人与外界通信及电话内容，外界与她联系的通信及电话内容，以及一切和她有关的通信及电话谈话内容送来总部。
目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认为用英语为苏联作宣传的主要人员之一。她被认为是有关远东**活动的权威人士。由于美**队特别是海军的军事行动正靠近亚洲大陆和日本本土，这些区域的**活动情报对于本局将越来越重要。
这个备忘录下达以后，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史沫特莱的调查。由于雅都的埃姆斯夫人没有很好地完成监视任务，联邦调查局的人找到了雅都公司的一位秘书，担负起监视史沫特莱的职责。调查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史沫特莱是**员，或者是苏联特务，最好是能证明她身兼二者。这是调查的预期结论，联邦调查局的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不管事实如何，都要想方设法证实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从此，史沫特莱的每一次演说都有调查局的人混在听众之中进行监听。只要看到有人在用速记符号飞快地一字不漏地作记录，就可以知道此人不是一般的听众。从史沫特莱的演说中当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她同情**的证据，于是她被贴上了“声名狼藉的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的标签。
史沫特莱的著作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理所当然地成为调查局人员注意的目标，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读过这些书和文章 。他们只在别人写的书评中寻章摘句，甚至运用一个更加简单的公式：只要是在他们假定的**的刊物上发表史沫特莱的文章 ，那么文章中的观点肯定就代表了美国**的观点，甚至和苏联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如此推论，最后得出史沫特莱是美国**员和苏联特务的结论。
其实，史沫特莱独立于美国**之外，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至于苏联，史沫特莱1933年在苏联生活过大半年，从心里佩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但对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的做法抱有不同的看法。埃德加·斯诺苏联之行归来以后，曾把查托在列宁格勒被捕、1940年死于集中营的确切消息告诉了她。查托是一个忠实的**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真挚的爱情。史沫特莱永远觉得，她和查托共同生活的日子对她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查托无辜遇害，在她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但是，史沫特莱对苏联**的看法并不包含个人恩怨的成分，她的看法是很冷静同时又是很复杂的。
“红帽子”扣上以后，联邦调查局对史沫特莱的监视就升级了。奥尔巴尼分局在1946年6月2日首次对她进行了24小时的人身跟踪。他们从雅都跟踪到纽约，一直监视到6月3日半夜，只发现她曾经和斯基德莫尔大学的三个学生坐在一起。调查局的人于是兵分几路，分别对史沫特莱和这三个大学生进行盯梢。
雅都那位女秘书是联邦调查局派到史沫特莱身边的特务。这是一个30多岁的寡妇，说是为了排遣孀居寂寞，才到这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工作。她很有钱，薪水分文不取。埃姆斯夫人把这个能干的助手当成了宝贝。雅都的住客很快就发现她行动诡秘，她偷听别人的谈话，偷偷检查史沫特莱的来往信件，窃听她的电话，还挑拨史沫特莱和埃姆斯夫人之间的关系。她带来两条毛茸茸的大牧羊犬，把山庄的花园踩得乱七八糟。史沫特莱散步的时候，这两只畜牲就呲牙裂嘴、哼哼哧哧地在后面跟着，像追捕犯人似的。联邦调查局还派来了一个40多岁的男特务，装成一个作家，一个史沫特莱的崇拜者，企图用卑劣的性诱惑手段使史沫特莱就范。在树林中，他紧随前后，甜言蜜语，甚至动手搂抱。史沫特莱忍无可忍，愤怒地给了他重重的一个耳光。
这时候又有不知道什么人造谣说，“史沫特莱的中国丈夫”是一个**员，最近被南京政府逮捕处死了。史沫特莱一笑置之，她幽默地说：“红帽子已经戴得太多了，再往后就该进集中营了。咱们的国会就像德国的纳粹主义分子刚掌权的时候那个样子。”她照样我行我素，该说的直言不讳，该写的笔下毫不留情。
这段日子里最使史沫特莱悲痛的是妹妹的死。默特尔病了很长时间，史沫特莱一直盼着妹妹病好了到纽约来看她的剧本上演。可是她赶不及了，她患的是癌症。去世的时候，不断地呼唤着姐姐的名字。埃姆斯夫人的患精神病的妹妹也在不久前死去了。两个不幸的姐妹在一起相对垂泪，默默地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