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已经彻底结束，他们走到一起完全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们都是胸襟开阔的人，在工作中坦然相处，关系十分和谐、友好。
史沫特莱充满了活力，1926年秋季开始在柏林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功课十分紧张繁重，加上她的根底又不雄厚，她要花费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勉强跟上同班同学。到了第二年6月，她终于决定停止争取专业学位的努力，全力投入反帝大同盟的新闻工作。她又继续在大学里教两门课，每周三个晚上当家庭教师。这样她就不用更多地欠蒂娜·迪里厄夫人的人情债，这使她心里感到轻松。而迪里厄夫人仍然继续帮助史沫特莱，她找到了《法兰克福日报》出版社，使他们同意出版史沫特莱的书《一个孤独的女人》（即《大地的女儿》德文版的书名）。
反帝大同盟的新闻工作帮助史沫特莱形成了观察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视点，她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世界性的特点。
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采取跨国的统一行动，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相同的敌人。她坚信，民族主义者只有两种立场可以选择：要么站在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对印度来说，就是继续保持殖民地的地位，充其量只能实现在英帝国主义允许下的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对中国来说，就是长期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要么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把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史沫特莱从在纽约和卡达尔党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坚持后一种立场，现在她更加相信这种立场是正确的。卡达尔党没有获得成功，正是这种立场还不够坚定和策略上的失误。史沫特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查托和她的观点是一致的。赞成第一种立场的是印度国内的上层著名人士，如莱帕特·拉伊。莱帕特·拉伊是史沫特莱认识民族问题的启蒙老师，史沫特莱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在他的带引下入门的，可是这位老师的观点却没有得到学生的信服，他们一直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尽管如此，史沫特莱仍然把莱帕特·拉伊尊为长者，对他的学识和品格非常敬重。
史沫特莱写了一篇题为《国外的印度革命运动》的论文，刊登在1927年8月11日与18日的印度《人民》周刊上。她写道：
印度国内的（民族运动）领袖几乎都中了英国教育的毒，或则由于只听英国对世界时事的解释而中了毒。而印度的流亡者，因为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能够通过印度人的眼睛，而不光是通过英国人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形势。
史沫特莱用尖锐的语言批判了“国内派”的狭隘性，肯定了“国际观点”的优越性，希望能够帮助莱帕特·拉伊改变他的使印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然后实施改革的立场。她的文章在印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莱帕特·拉伊首先写文章反驳史沫特莱的观点，他写道：
史沫特莱小姐错了，如果她认为我们全都是些婴儿，甚至连最起码的政治都不懂。她坐在柏林，以优越的地位写文章 ，她可以把我们叫做叛徒、懦夫和白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决不是那样的人……史沫特莱小姐并未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是否应该组织一次反抗英国的起义，任凭敌人把我们的脑袋、骨头以及**全都捣得粉碎？假如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被处了死刑，印度会不会变得更自由些，更幸福些？
查托的弟媳卡玛拉·德维也卷入了这场辩论，她激烈地反对民族运动要以苏联为解决问题的榜样的观点。她以为史沫特莱是**员。她尖刻地说：
“这些加入**的朋友常常是一些没有机会成为资本家的人，他们把这种损失转化为一种美德。或者他们本人就是资产阶级，在表面上扮演着**员的角色。”卡玛拉·德维认为：“如果认为每个人都吃饱肚子，世界就会变成天堂，那是荒谬的，只有当我们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幸福才会开始来临。”
双方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辩论变得越来越感情用事。正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转移了双方的注意力。
有一位名叫凯瑟琳·梅奥的美国女作家出了一本书《印度母亲》，这本书在美国很畅销。作者在书中宣扬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只有基督徒和英国人在从事改革印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作者在为英国继续统治印度寻找理论根据。这本书的出版触怒了各个政治派别的印度民族运动领袖。莱帕特·拉伊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一点一点地反驳梅奥的观点。史沫特莱作为一个美国妇女政治活动家也起来抨击她的同胞梅奥，这使莱帕特·拉伊十分感激。在史沫特莱发表在《新群众》报上的对《印度母亲》的第一篇评论发表以后一个月，莱帕特·拉伊发表了致史沫特莱的道歉文章 ：
我原来可以用比较温和的语调来进行评论，而且我也应该这样做。我和史沫特莱小姐相识已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从未对她的诚意产生过怀疑。她不是一个能以金钱收买的人。她是个天生的革命者，具备一个革命者的一切才智、性情和习惯。她一生为了生存和荣誉进行不断的斗争；她的生活本身加强了她的那些革命气质。从个人角度讲，她的动机完全是清白纯洁的。她能为她的朋友的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因此就我个人所知道的，我能说，黄金对她是毫无诱惑力的……
正当史沫特莱和她的印度同志们抨击《印度母亲》最激烈的时刻，她的美国老朋友玛格丽特·桑格来到了柏林。桑格一贯致力于宣传节制生育，史沫特莱在纽约担任过她主办的节育刊物的负责人。这次她来柏林，主要目的仍然是宣传节育。桑格回美国之前，要求史沫特莱尽快在柏林办起一间节育诊所。史沫特莱和过去在纽约共同从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节育宣传工作的同事约瑟芬·贝内特一起进行节育诊所的筹备工作。她们成立了一个由有经验的医务人员组成的参谋委员会，由他们从事具体工作和承担责任，以抵制公众的抗议。在当时的欧美，节育工作是一项先驱者的勇敢事业，虽然在德国节育并不是非法的，但是天主教徒和国家社会党（纳粹党）人正在极力剥夺法律对节育的保护，而**人和社会党人也只能对节育工作提供一些象征性的支持。要办一间节育诊所，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史沫特莱听从凯绥·珂勒惠支的儿子汉斯·珂勒惠支的劝告，求助于医学博士、**员理查德·施米恩克，在施米恩克和一批**员以及信仰**的专家们的帮助下，终于办起了节育诊所。史沫特莱十分感激**人，正是他们十分慷慨地用自己的才智和精力帮助了德国的工人阶级和穷苦的人们。
在1925年到1928年这三年中，史沫特莱一直在跟贫困和疾病搏斗。长期的心灵折磨留下的创伤，使她不得不继续进行精神分析治疗。1927年圣诞节，史沫特莱孤单寂寞，崇拜着史沫特莱的年轻的巴卡尔来到她身边，陪伴她度过节日之夜。巴卡尔向她求婚，但史沫特莱拒绝了，她认为这会葬送了他的前程。巴卡尔在柏林读完了博士学位，就回印度去了，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28年4月，史沫特莱得了阑尾炎，但她穷得一无所有，玛格丽特·桑格给了她经济援助，才进医院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她的心脏病和胃病又犯了，医生给她做“电浴”。史沫特莱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支撑着虚弱的身子和凯绥·珂勒惠支一起翻译桑格的文稿。凯绥·珂勒惠支为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画了几幅速写，这是史沫特莱一直保留着的珍贵礼物。
但这三年史沫特莱的精神生活无比丰富。她认识了**，虽然她没有成为**员，但她坚信**和民族运动在斗争目标上的一致性；她初步了解了中国，她明白英国当局害怕反对殖民主义的星星之火可能从中国蔓延到印度。因此史沫特莱决定把她自己作为接触剂，把中印两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火焰连接起来。她坚信亚洲的民族主义和欧洲美洲的帝国主义的最后的较量即将出现，而中国将是这场较量的中心地带，她决定到中国去。她预感到有一种使命在召唤，她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惟一的、最符合条件的人。
她开始为去中国作种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1928年6月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她的律师吉尔伯特·罗已经代表她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大地的女儿》的合同，只要稍作修改，书就可以出版了。她告诉玛格丽特·桑格，她去中国以前，要抓紧时间把书修改好，以后出版的事就由桑格和吉尔伯特·罗负责。甚至说好了万一她发生意外，就把她的书的版权交给她的朋友朱利安·冈泼士先生全权处理。史沫特莱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她的作品，把书的事情安排好，她就可以放心到中国去了。
在离开德国以前，史沫特莱用德语向一个**阵线的大型组织——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无产阶级妇女大会演讲印度的工人运动。当她演讲结束时，听众全都站了起来，自发地齐声高唱国际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场面！史沫特莱回想起十多年前站在汽车挡泥板上的反战演讲和四年前在柏林大学英语系的演讲，她看到了自己成长的道路，感觉到了自己成熟的过程。现在，她将作为一个坚定地把自己奉献给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女儿，奔向一个新的战场——到中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