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后来在《大地的女儿》中记下了当时的过程和感受：
里面的一扇门终于打开了，经过室内走廊我被领到一间长长的房间里去。我说了姓名，父母何人，国籍。不，我不是德国出生的，我父母也不是。十分，十分肯定。我父亲有印第安人血统，我母亲也是老美国了。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不是，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别的人进来了，带着我房间里的一切东西——我的书，衣服甚至脏衣服。我看着他们，一言不发。他们把书摞起来，成了一小堆——我恐惧地发现其中有我那黑色笔记本。
我瞥了这房间一眼——一个吃得很肥的男人，角落里的英国人，薄嘴唇的审问者，然后看了看桌子上的黑色笔记本。我又坐下了。
“对了，慢慢来，然后谈谈。”其中一个人说。
我抬头看了看。“别麻烦我，我跟你们无话可说。”
“年轻的女士——这是战时，跟美国玩游戏是很危险的！”
“美国？我就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并不比你的那一部分来得少——比角落里那个英国口音的德国人多得多！”
“你要无礼，不会对你有好处！我知道你自以为了不起，保护那些跟你在一起出出进进的黄狗。”
“黄狗？”
“亚洲佬——你知道我的意思。”
“什么亚洲佬？”
“这里是你前几天写给高斯的一封信，告诉他怎么从这个国家逃出去。你知道他是犯了法的在逃犯！你作为公民的责任是报告警方，这个人在哪里？”
我注意角落里的英国人——我作为公民的责任，真是！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回答。
“你在说谎！我们可不想同一个德国间谍浪费时间！”
“你说谁是德国间谍？你说！你们才是肮脏的英国间谍！”
夜里，史沫特莱躺在冰冷的铁条床上发抖。天好像永远也不会亮起来，她的思绪集中到那本黑色的笔记本上：要是他们发现了笔记本的内容，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同志们就得认为是我出卖了他们！
史沫特莱被囚禁在曼哈顿的托姆斯监狱。一个个排成一行的极小的铁格子窗子就像一块块墓碑，整座监狱就像层层叠叠的坟场，阴森得叫人毛骨悚然。“托姆斯”这个词，就是“坟墓”的意思。
史沫特莱在牢房里和四位女难友朝夕相处，出狱以后，她根据自己在狱中的生**验，创作了短篇写实小说《铁窗难友》，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四位女难友的形象。在史沫特莱笔下，监狱生活反映出人生百态，是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缩影。《铁窗难友》后来发表在美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召唤》上，被认为是史沫特莱最成功的文学作品之一。
四位同监女囚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奈丽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她因为用榔头敲了一个男人的头而被关进监狱。审讯她的道貌岸然的法官正是她的一个“客户”，她当庭给了他一顿辛辣而幽默的揭发。法官判处她缴纳一笔罚款，奈丽执意要那位法官替她付钱。奈丽每天在监狱里嬉笑怒骂，什么话都敢说，“她把满腔怒火都化为诅咒的暴风雨，向着男女看守和典狱官劈头盖脸地泼去”。奈丽对史沫特莱说：“你是个好人，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方来？我觉得你是对的，我也曾是个好姑娘。”奈丽出狱的时候，没有人来接她，她破旧的皮鞋在水泥过道上咯咯地响着，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再次向黑暗险恶的社会走去。
梅是一个48岁的妇女，为了一个心爱的男人，成为职业的伪造文书的罪犯。她年轻时当过演员，后来年纪大了，只好到工厂去做工。史沫特莱问她：
“你为什么不留在工厂里干下去？”她回答：“你到工厂去干一阵子就会明白了。”除了伪造文书她什么也干不了，难道上街去拉客？她老练地告诉史沫特莱，监狱方面一定会在她这种政治犯身边安排一个暗探，以便从她嘴里套取情报。为了嘲笑史沫特莱的幼稚，她说，她本人可能就是暗探。梅是一个被罪恶的社会扭曲了善良本性的女人。
莫莉·斯泰纳是一位出生于乌克兰的俄罗斯少女，她因散发反对武装干涉俄国的传单而被判15年监禁的重刑。她出身于工人家庭，家里非常贫困。狱中的苦难生活没有磨灭她的意志，也不能动摇她的信仰。她在牢房的墙上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约翰·里德的照片，在石墙的上方，用红色的印刷体字母写了一条标语：“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莫莉在法庭上向检察官描绘她一直向往着的世界：“那将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下，不会发生一个集团统治其他任何集团的现象。人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依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各尽所能，而分享他需要的一份。他将有时间掌握知识和文化……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将以人类的同胞情谊结成一个整体。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秩序，我已保证：奋斗终生。”检察官以嘲讽的口吻问道：“世界上有你所说的那种地方吗？”莫莉答道：“我相信那些代表俄国的人，是由工人而且完全是由工人选出来的。在布尔什维克的政府里，没有寄生虫的代表。”莫莉在狱中以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鼓舞了史沫特莱，直到几十年以后，史沫特莱还时时想起她。
第四位女难友凯蒂·马里昂的遭遇更富于戏剧性。她是一位职员，节制生育运动的死心塌地的支持者。有一天，一位叫布兰伯格的先生来到她的办公室，向她诉说贫穷和多子的烦恼，害怕再增加人口。凯蒂给了他一份节制生育的资料。这一下可就闯祸了，想不到此人是臭名昭著的所谓“风化维护协会”派来骗取凯蒂从事“有伤风化”的节育工作的“罪证”的。凯蒂被判监禁30天。在监狱里，凯蒂被罚洗地板，每天提着水桶在过道里来来往往，见到任何人，包括女看守和女囚徒，都用这样一句话打招呼：“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囚徒们也答道：“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离开监狱的时候，凯蒂说，她进来时不过是一颗火星，而现在出去时，已燃成了一簇熊熊的烈火。后来，她成了玛格丽特·桑格夫人倡导的节制生育运动的一员主要干将。
史沫特莱遭逢意外变故，无法支持弟弟萨姆上学，萨姆无可奈何，决定去当兵。在被派往欧洲战场时路过纽约，他来到托姆斯监狱，请求让他见姐姐一面。监狱官员一口拒绝，大声呵斥道：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个卖国贼，而你，一个为国家去打仗的战士，你绝对不可能见她！”
萨姆蹲在托姆斯监狱门口，悲伤地放声大哭，他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姐姐。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史沫特莱，她听了，两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用力地咬着嘴唇，仍然没有控制住眼泪。
《纽约时报》在史沫特莱被捕的第二天报道了这个消息：“昨天当局逮捕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小姐，得到了关于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一个叛乱阴谋的重要证据。”据报道，高斯是“主谋”。报道最后说：“希尔德警长向史沫特莱小姐建议，她要是揭露阴谋就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她拒绝了。她拒绝提供情报以换取宽大处理。”她的罪名是：试图煽动印度反英叛乱，以帮助英国和美国共同的敌人德国；还有一项罪名是违反了不许扩散节制生育知识的法令。鉴于列宁的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史沫特莱这个所谓“德国间谍”就有了保释出狱的可能，但要交纳保释金一万美元。
节育主义者玛格丽特·桑格赶来为史沫特莱辩护，惟一神教派牧师霍姆斯牵头为她募集保释金，史沫特莱离了婚的丈夫、她的终身好友厄恩斯特·布伦丁当时正在向埃莉诺求婚，也放下自己的事情去为史沫特莱奔走。1918年夏天，史沫特莱终于被保释出狱。
这时候的史沫特莱，用她自己在《大地的女儿》中的话说，是一个单纯的，渴望在正义的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年轻人。一个美国青年，却以印度民族解放斗争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怕艰难险阻，甚至不怕坐牢，这是多么感人的热情和勇气。多少年后，史沫特莱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依托，把一颗火热的心交给了中国人民，也正是她在为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诱发出来的自觉。因为她觉得，在血和泪中痛苦挣扎的亚洲人民是她的父母兄弟，也是她自己。
史沫特莱的坐牢使她在纽约的自由主义的左的社团里成为知名人物，也使她有了成为一名真正的新闻记者的机会。首先是玛格丽特·桑格聘请她负责《节育评论》的日常管理工作，然后又在社会党的机关报《号角》当上了一名新闻记者。为了当一个出色的记者，史沫特莱以着力揭露社会黑幕的厄普顿·辛克莱、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和以雄辩著称的政论家埃玛·戈德曼为榜样，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把笔杆子当作向强权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武器。
史沫特莱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渴望了解俄国革命的进程，她的一位朋友帮助她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位朋友就是著名的记者和漫画家罗伯特·迈勒。迈勒跟史沫特莱一样出身于中西部劳动阶级家庭，在纽约的记者群中，这种出身的人是很少的。罗伯特·迈勒自称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初，他作为《号角》的特派记者进驻莫斯科，亲自去观察和评价俄国革命。几个月以后，罗伯特·迈勒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无政府主义立场有了转变，他开始赞成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为了对付外国的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颠覆阴谋，实行暴力专政是完全必要的。迈勒发回纽约的每一篇报道史沫特莱都认真研读，这些报道为史沫特莱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窗子。
可是这时候在美国，威尔逊总统在战时许下的种种诺言都成了泡影，国内通货膨胀，失业率急剧上升。1919年1月21日，发生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影响重大的西雅图船厂工人罢工，3.5万名西雅图造船厂工人为争取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2月6日，当地工会组织了6万工人声援罢工，使经济生活陷于瘫痪。报道罢工的刊物被官方视为从事“非美”活动，进步记者受到迫害。史沫特莱非常愤慨，在给《号角》写文章时，她学会了列举证据，使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令人信服，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写文章总是把自己放进去，从不试图表现得“客观”和“中立”。这是史沫特莱新闻报道的一个大特点。20年代以后，新闻报道开始强调客观，强调只让事实说话的时候，史沫特莱仍然坚持这种带主观感**彩的独特风格。
1919年1月，华盛顿州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一切战争时期被关押的印度人统统直接驱逐回印度。移民总局局长卡米纳塔否认驱逐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自欺欺人地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被驱逐是因为他们神经有毛病或者道德堕落”。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们很清楚，把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驱逐回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迅速地发起了反击，史沫特莱组织了“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由支持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罗伯特·洛维特任主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任秘书。他们为受到驱逐威胁的印度人组织辩护，争取美国知识分子和劳工团体的支持。当时即将被驱逐的移民集中在艾利斯岛，等待出境。史沫特莱扮作移民，来到岛上深入实地采访。以后她在《号角》上发表了一篇感情充沛的报道，指出印度人民在大战中为英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经常闹饥荒。她收集了大量的数字和事实，充分地阐述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由于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们的努力，与史沫特莱同时被捕入狱的卡达尔党领导人塔拉克纳斯·达斯终于获得释放。1919年10月29日，在纽约**街三马路的阿莱尔餐厅，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举行宴会，庆祝斗争的胜利。
也是在1919年，社会党内部发生了分化，它的左翼公开宣告世界正处在危机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分崩离析过程已经开始。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却声明它的信仰是用民主的、渐进的方式达到党在国内的目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宣布开除号召立即发动全国革命的左翼。9月间，被开除的左翼分成两派：一派是由约翰·里德、本杰明·吉特洛和威廉·B·劳埃德领导的**劳工党；另一派是以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美国**。两个左翼派别都邀请史沫特莱参加，但她都拒绝了，她继续为《号角》工作。她欢迎俄国十月革命，她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更可能给贫苦的劳动阶级、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均等的机会。她向往俄国革命，希望能有机会亲自到俄国去看一看。
1916年到1919年这三年，是史沫特莱在政治上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三年；这三年，她写了很多内容新颖、富有创见的文章 ，也是她在写作上技巧逐渐成熟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的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