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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八国联军马前卒

“积极”。其他七国全是白人国家,只有日本是黄色人种的国家,是自亚洲本地出兵。他们自认为,从“明治维新”第33个年头起,终于加入了“强国”的行列,感到颇有几分“自豪”。

    在八国组成共三万三千人的联军中,日本就出兵两万二千人,相当于联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日本军队行动敏捷迅速,军规严整。他们的行动向欧美列强表明,为了保卫帝国主义的利益,镇压中国的反帝民族斗争,只有日本能够迅速调动大军。英国等伙伴对此大加赞赏。

    事情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联军攻占了北京,大肆掠夺财物,残杀人民。丧权辱国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亲贵大臣逃往西安,只得派弈匡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乞和。

    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清政府全盘接受了屈辱性的条件,于次年9月签订了《辛丑条约》。八国联军留下一部分常驻京津和津榆铁路线,其余撤兵回国。

    趁着这次机会,日本又从中国攫取到新的权利,其中包括借护卫北京公使馆之名,可让部分军队驻扎在北京。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就是凭这个权利把司令部设在天津的部队。

    只有俄国,把军队转移到中国东北,不仅不想把军队撤回本国,还新增强兵力,强化了军事设施。这样一来,各国之间的势力就失去了平衡,日、英、美等其他七个国家提出了抗议。俄国只是回答说,大清国的政治不稳定,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发生暴动,从监控的角度上驻留在那儿较合适。

    俄国的这种做法,蛮横不讲理。要想制止它,只有借助武力,别无办法。而为此,需要下决心付出血的代价。其他的国家只是发了一通抗议之后,就听任俄国为所欲为了。

    冷静不下来的是日本。俄国如果统治了满洲,日本将受到直接的威胁。但如果要排除它,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日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日本只有一个友军,那就是英国。英国为了保持香港,新加坡等东方的殖民地,与日本结成了同盟。英国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海军力量在世界最强,其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被这样的国家选为伙伴,日本认为是件有面子的事。

    回想起来,自维新变法以来,日本不断地受到欧美列强的威胁。站在前头的,就是英国公使帕克斯。当年被帕克斯骂了个狗血淋头之后,还得低头谢罪的人,有许多还活在世上。伊藤博文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那位帕克斯,在明治十八年,即日中战争前十年就死了。如果他还活着,当他知道他培养起来的这个东洋小国,成长到了与自己国家平起平坐而结盟的程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3. 与俄开战端

    在日本国内,向俄国宣战的呼声,又急速地高涨起来。

    由公爵近卫笃麿首倡,神鞭知常,佐佐友房,头山满等国粹主义者,结成了对俄同志会,掀起了大造开战舆论的运动。

    帝国大学的七名教授,联名发表了主战论,向国民发出呼吁。

    对此,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加强旅顺要塞,露骨地显示了霸权意图。

    日本政府中,持慎重论者居多。但主战派认为,时间拖得越久,俄国越是加强防备。要干,就趁早干。要看到,对方如此盛气凌人,它侵入满洲,还想伸手到朝鲜。下一步,就该吞并日本了。

    虽说英国是同盟者,但这是靠不住的。英国在地球的另一面,它把强大的海军分散在世界各地,一旦需要的时候,究竟对日本有多大作用,尚不可知。归根到底,只有靠自己。

    于是,日本集中全力,扩充军备。

    把陆军的6个师翻一番,增加到12个师,另外又增设两个骑兵旅和两个炮兵旅。

    海军方面,从中国缴获到有镇远号济远号等11艘战舰,1.6万余吨。这还不够,战后七八年中,又建造了近百艘舰艇。

    要想打仗,就必须了解对方:它的兵力配备如何?有什么特长和弱点?另外,地理条件如何等等,都必须了如指掌才行。

    因此,日本用了种种手段,对俄军作了调查,包括派遣间谍。

    花田仲之助,是鹿儿岛人,他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成了中尉。明治二十年,因家庭情况,退出现役,幽居修行。三年后复出,在侵华战争中从军。战后,他带着参谋本部的密令,消失了踪影。

    不久之后,在俄国管的海参崴,出现了一位名叫清水松月的僧人,住在该地的本愿寺。对他的前身,几乎无人知晓。

    这位僧人,骨骼强壮,举止动作总有些生硬,身上有股军人味儿。而且只要仔细瞧他的脸,就会发现自眼睛以下,被太阳晒得漆黑,额上却掉了一层皮似的发白。这在陆军的军人身上是常有的:军人在训练中,脸被晒黑了,但额头以上因戴军帽晒不着。

    但是,他从不提起他的身世。就是有人问,他也不答。

    只是,他这儿常有奇怪的客人来访。从彼得堡归国途中的驻俄公使馆武官八代六郎(后为上将),到他这儿作过长谈。总参谋长川上操六上将到西伯利亚旅行时,也曾来访过。

    但平时的清水和尚,是个百分之百的僧侣。每作一次说教,一言一语都沁人心脾,铿锵有力地打动信徒们的心。

    他对讲经说法极为热心。以海参崴为中心。曾到过西伯利亚所有城镇去旅行,对在留的日本人进行说教,在这些旅俄日侨中威望很高。

    三年之后,他回国了,摘下了假面具:他本来面目就是花田仲之助少校。

    事隔不久,在日俄开战的同时,他把马贼们召集到一起,成立了“满洲义勇军”,自任主将,纵马驰骋,人称他为“花大人”。

    在伦敦留学了三年的大谷光瑞,回国的时候,不走海路,而经俄国穿过中亚,即所谓“丝绸之路”。说是缅怀佛教向东方传来的遗迹,其实是为将来必定发生的俄,日之间争夺亚洲霸权作准备。

    日本间谍发现,俄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小镇上,堆积着大量的铁轨。粗略一看,也够铺70公里。在当时,西伯利亚铁路还只开通了一部分,看上去是想以日俄开战为目标,把它延伸到东方。

    还有,在这一带的城镇到处都新建了不少兵营似的建筑物,有士兵驻扎。

    大谷光瑞的妻子名叫筹子,其姐姐节子,嫁给明治天皇的皇太子嘉仁亲王,就是后来的大正天皇。大谷作为皇后的妹夫,使他为日俄战争的完成,作了献身性的奉献。

    大谷在中亚探险时,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嘱托横川省三,命他作横穿蒙古的考察旅行。

    横川是盛冈人,通过苦学,当上了《朝日新闻》的记者。他在侵华战争时,乘上了巡洋舰,以活生生的海上报道,赢得了读者。战后,想独树一帜,渡洋赴美。五年后回国,被安排到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工作。

    横川在海拉尔附近,因间谍嫌疑遭到俄军逮捕,后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他出来后,住进哈尔滨的日本旅馆,每天带着女佣阿德,到外边散步。时常在松花江铁桥一带溜溜达达,只一个劲儿地从各个角度来眺望江桥。

    一开始,阿德还以为横川对自己有好感呢。那就顺水推舟,你既有情,我也有意。但是,总也不见发展。阿德主动找他说话,也不答腔。她还以为这个人不中用呢。

    不久,日俄战争爆发了。听说有人要炸松花江大桥,遭到俄军逮捕,在被处决的人中,就有横川的名字。到这时候,阿德才明白,为什么横川总是去看铁桥。

    无论怎么看,俄国都在积极推行向东扩张的方针。和日本发生冲突,只是迟早的事。

    但政府还在考虑:日中战争之后,咬紧牙关扩充军备,好容易才组建到20个师的陆军。而俄国有70个师。至于海军,日本的战舰和驱逐舰共有76艘,鱼雷艇76艘,共计152艘。而俄国的战舰和装甲巡洋舰,约为日本的两倍,此外还有许多小舰艇。其中,战舰7艘,装甲巡洋舰4艘,巡洋舰10艘,已经摆在日本眼前的海参崴。

    俄国以这些战力为后盾,在满洲构筑军事基地,不断地投入军队。把日本的抗议根本不当一回事。

    不久,俄国占领了中国东北和朝鲜边境鸭绿江河口的龙岩浦,要求暂借该地,露骨地显示了对朝鲜的野心。

    日本没有把俄国排除出中国东北的力量,但无论如何也得保住朝鲜。于是开始了外交谈判。然而对方却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响应的迹象。

    日本还是非打不可了。

    但是,天皇并不愿意打。他不相信能打赢。而如若不打,也许会有更加悲惨的结局。

    日中甲午战争时,也是如此。当时大臣们无视自己,为所欲为,他不中意,也无可奈何。

    然而,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他自己经手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就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三条规定:“天皇行使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权。”

    直到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47年度5月施行的最“现代化”了的《日本国宪法》,其第一章还是“天皇”,第一条还是说:

    “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

    总之,日本的天皇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政治体制。然而,日本近代的天皇制,又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君主**制度,天皇的巨大权力在行使时,往往发生转移现象。其性质更接近于英国的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这种特色的形成,大概有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是天皇被神化为“活人神”,而不让过多过问“俗务”。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天皇一般不参预处理具体国务的惯例。大臣向天皇汇报国事请求裁可时,天皇一般只听不答。由于这种“无答责制”,天皇对政务的后果不承担直接责任,他的巨大权力,就“化解”给了国务大臣们。

    第二是天皇的权力和行动,受到他周围的皇室机构和官员的种种限制。元老,内大臣,宫内大臣,侍从长,枢密院,皇亲国戚等都采取各种措施,设法左右政局。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一般不直接发言表态,而以侍从长和内大臣为代言人。于是,内大臣,宫内大臣,侍从武官和一些高级皇室官员,在天皇周围形成一个“小内阁”,可以干预内阁事务,对天皇施加重大影响。

    这时,明治天皇正好再度利用他又讨厌又可取的权术:召开御前会议,听大臣们为他决策。仗打赢了,功绩在天皇,失败了,反正他早就不愿意打。

    因此,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六月二十三日,举行了讨论对俄开战问题的第一次御前会议。

    但是,直到次年的二月四日第五次会上,才终于决定要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