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维也纳的一切都是华丽而诱人的。1814年，在国会议政厅招待全欧洲皇帝和权贵人物时，就指定演奏贝多芬的作品。雷苏莫斯基伯爵在他的宫殿里安排了许多社会节目，“贝多芬所行之处，每人都对他表示尊敬”。辛德勒写道：“他由雷苏莫斯基伯爵介绍给每一位贵族，他们对贝多芬的尊敬都到了最高的地步。俄国沙皇想独自对他表示敬意，这个介绍仪式在鲁道夫大公爵的房间里举行。在那儿，贝多芬又碰到了许多别的高贵人士；看起来，鲁道夫是经常邀请邻国有名之士来庆贺他的伟大教师的胜利的。”
贝多芬也不预备拒绝别人的尊敬，他想很合适地回答他们。他为俄国沙皇写了一首《波兰舞曲》，同时又作了一出短歌剧《灿烂的一刻》。
《菲岱里奥》在9月间重新上演，并且持续到10月。11月，又在皇宫大厅中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聚集了许多重要人士，在《维多利亚战役》演奏之后，许多戴着白手套的人都鼓起掌来。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欧洲各界人士对于交响乐的兴趣都大大地提高了。这个音乐会在12月又举行了两次。
贝多芬就这样被大众看重着、关注着。他又创作了一些令人惊异的作品。1月20日，在皇家的“骑士厅”中举行了一个音乐会，最后一个节目是从《菲岱里奥》中抽出的一个四重唱《我是如此地可惊》。贝多芬听到的是众人尽情的掌声。突然，他冲到了钢琴前，当着许多皇帝、皇后、王子和大臣、显贵们的面“即兴演奏”起来，并十分地动情、投入。这是他在公众场合最后一次以钢琴家的身份出现的。
贵客们拥挤地穿过雷苏莫斯基公园，前往立着粗大白色石柱的皇宫。这座巨大的建筑物难以容纳下如此众多的观众，于是，在12月31日除夕之前，特地在皇宫的侧边赶建了一个足以容纳700多人的大厅。不幸的是，在元旦的早晨，这一临时大厅发生了火灾。而这个木材建的大厅烧得很厉害，根本无法控制火势；到中午时分，就连皇宫的大部分建筑也被火焰所毁。耗费了20多年时间收藏和积累起来的艺术宝库、图书馆均化为灰烬。
俄国沙皇送给雷苏莫斯基大公爵40万卢布，让其另建一所皇宫，但这些钱并不够用，特别是那些珍贵的藏品、藏书都不可能再找到替代品了。这场大火带来了极大的骚动和叹惜。另一个更让人担心的消息传了过来，那就是拿破仑已从圣·赫勒拿岛上逃了出来，并且已经到达法国。
国会一解散，维也纳文化艺术的一个鼎盛时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当然，宫廷中的活动也相应减了许多，这也影响到了贝多芬的音乐生存。里区诺斯基的私人交响乐队也不复存在了，他在4月间去世。雷苏莫斯基乐善好施的时期也至此告一段落，四重奏乐队亦随之解散。原里区诺斯基乐队的四重奏演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没有人再举办此类活动。
劳勃高维兹为免去债务的烦恼，也隐退到布拉格去了。鲁道夫成了贝多芬仅有的恩人，仍旧住在皇宫里。贝多芬也常常见到他。勃根斯德克的官邸也不再有友谊和音乐的温情了。弗朗兹和冬妮·白兰坦诺都回到了法兰克福，他们的父亲已去世。贝多芬的异性朋友除了斯达丽却以外，很少有人再去看他。就连埃杜特也不再是他的邻居，而在1815年迁居到约特娄萨去了，不久又迁往克罗地亚。贝多芬也从谬尔格巴斯达的寓所搬到山娄斯丢达一所新公寓的三楼里。窗外射进充分的阳光，贝多芬的视线可以越过格拉雪斯和维顿，直达多瑙河，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更远处的卡本西亚。
孤独侵袭着贝多芬。“每一样东西都是虚幻的，”他在1815年4月写信给卡恩加律师这样说，“友谊、帝国、贵族们，每一样东西都像雾一样被一阵风吹散了！”四天之后，他又产生了新的念头，逝去的岁月、对友人的思念、对友情的回顾激起了他写书的念头。
经过了一年的沉思，贝多芬写信给卡兰特的卡兰·阿蒙达：“我不断地想到你，我多么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但是命运不允许我实现这个愿望。我可以说是孤独地居住在这个德国最大的城市里，被迫与我所爱的人分离开来。”
从前的矛盾仍不时地打击着贝多芬。他需要朋友，特别是亲密的朋友；他也尝试着不与他们交往。“更多的是孤独！”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终究是不会令人满足的。我想离开此地，住在乡里，或者住在幽静而甜美的森林中！”但时隔不久，他又觉得“孤独的生活是有害的”。
贝多芬不再周旋在贵族的客厅里了，也不再去教导他们的子女；罗曼蒂克的生活不再为他的生命所有了，真诚的朋友仍徘徊于他的四周，尽管他们是忠实的，但他们暗中仍不愿意光顾他独身而不整洁的寓所。
1818年，贝多芬仍然见到过他所钟爱的女人坐在马车里从眼前路过。这使他充满了痛苦、怅惘。
耳聋仍在折磨着贝多芬。“我比任何人都敏感，诅咒着自己早已被损坏的听觉，当我在人群中时，我只能感到难受。”
贝多芬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脾气，也不需讲什么礼节。贝多芬也不遮掩自己的耳聋。朋友们都知道将嘴放在他的左耳边，以合适的声音同他说话。司蒂芬·冯·勃朗宁没有杂在其中，因为他再次与贝多芬发生了一次争吵。林加在克罗地亚教小埃杜特学拉大提琴，兰兹在伦敦，但仍有许多朋友跟他在一起。
那些音乐上的轶事对贝多芬而言没有什么价值。假使有一个不识趣的人想阻碍他的思想，那他就会“碰一鼻子灰”。贝多芬音乐的想象力多记载于他的草稿簿。休蒙说：“贝多芬在创作乐曲时，常使用他草稿簿中的‘警句’，只需将它们重新组合、整理以后，就成为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了。”
查理斯·乃达，一个年轻而富有志气的英国人，1816年6月到达维也纳，立刻得到了贝多芬的爱护。另一个年轻人就是辛德勒，是继柴姆斯加尔之后主要书写贝多芬生平的人。辛德勒很高兴接受音乐大师的慈光照射，而以身为他的关门弟子为荣耀。贝多芬对他很器重。贝多芬常坐在有名的“玫瑰树”啤酒店的角落里，辛德勒下午从大学里上完课之后，常发现他坐在那儿读报，并等待着自己。
贝多芬要冯·卡恩加律师替他解决一个重大的冲突事件（关于金斯基的），继续不断地用叠句写信给他：“当我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极佳的时候，我就能在艺术境地中找到快乐的一刻，但凡俗的精神将我拖了下来，那是为了两桩诉讼事件。”无休止的争论剥夺了他的快乐，他为了收入短少而起诉，为了基金之多少与人交涉，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将他从美妙的精神状态中拖到了平凡的世界上。
在1814年，除了重新修改后的《菲岱里奥》之外，还有为纪念巴斯瓜拉蒂妻子而写的《悲哀的歌》和《e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90号），它是为莫里兹·里区诺斯基订婚而写的，大约在埃杜特家里由林加作了首次演奏。
贝多芬等候着法律的判决，因为有三件诉讼的案子同他牵连着。他烦恼，但只能逗留在维也纳城中。他会手中拿着记事册，漫游过谬特林和纽斯道夫。谬塞尔的不义使他感到沮丧，或者咒骂着“不害羞”的金斯基。听到他的声音，别人还以为他是一个可怜的牺牲者。他胡乱地骂着每一个人，只有鲁道夫除外。这位真正的恩人答应了他一切可能的要求，甚至不必管的事也会代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