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感受，吸引了她的更多注意力和兴趣。她发现贝多芬很久以来就希望会见歌德，但不知如何去进行。她却要将这两位伟大的人物聚在一起，让歌德能对贝多芬有更大的帮助。她写信给歌德，述说贝多芬是如何称赞和钦佩他，并进一步介绍贝多芬如何解释自己内心的“音乐的成长”：“我追逐着那美妙的旋律，热情地俘虏了它。我有时看着它在飞翔，在频频的动荡中消逝了去。现在，我重振了我的精神，又占据了它，我被催促着赶快去把它发展开来，最后，我终于征服了它：看啊！一首交响曲音乐和真诚是智慧和敏感生命的媒介质。我很高兴地谈论此事，你懂我的意思吗？音乐是步入另一个世界的、无法向他人交谈的入口，它是了解人类的一种知识，但人类却不能明白它……每一种真正艺术的创造是独立的，较艺术家本身要有力得多。”
贝蒂娜将这些谈话录交给贝多芬看了以后，他惊讶地说：“我说过这些话吗？那我怕是有些发疯了！”但是，他并不反对，也没有阻止贝蒂娜将这封信寄给歌德。
贝蒂娜的这支善于辞令的笔让历史学家感到头痛：她感觉特别敏锐，善于纠缠事实真象。
歌德善于对付女人，故女友极多，如明娜·海兹里勃，她比贝蒂娜年轻，是一个纯朴的女孩子；还有如雪尔维·冯·齐加萨等等。
对于贝多芬，贝蒂娜觉得他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头衔，她没有去追求他。然而，她对于他的音乐的感觉却是如此美好，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外人哪怕是称赞过她一个字。她是贝多芬失去茜丽柴以后再次深恋的女人，一个软心肠的、清白的女性。
贝蒂娜虽然具有成熟的热情和严肃的感觉，但仍脱不了孩子气，好像比实际年龄25岁还要年轻。歌德称其为“孩子”，而她却骄傲地将这一头衔写在信上。她仍是一个“可爱的人儿”，虽然她同一个年龄相当的青年人阿恰姆·冯·阿宁订了婚，但她的未婚夫却只能耐心地等待，因为她还有更崇高的使命要去完成。她妥善地计算着，她好像是一个伟人的联络者。她要将作曲家和大诗人拉在一起。贝多芬给歌德写了一个极为有礼貌的短简，谈及了贝蒂娜，歌德回答得也同样地极为小心谨慎。贝多芬想送上自己的《爱格蒙特》序曲的乐谱，但是，出版脱了期，直到1812年1月里才收到。这时，贝蒂娜已和歌德断绝了交往，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为贝多芬和歌德安排会见，甚至连贝多芬也不愿意听到她谈及此事了。她又极力地与柴尔特进行争辩，因为他谴责贝多芬的作品《橄榄山上基督》，说它是邪恶的，败坏了艺术。
当贝蒂娜看到已无能为力的时候，立刻发出了尖锐之词。她在歌德的面前讽刺他的这个朋友既不帮助贝多芬，也不帮助自己。
贝多芬和歌德的见面终于得以实现。
1812年7月，歌德在偶然的机会中到泰伯立兹，得知贝多芬在那里治疗疾病，歌德立刻赶去见贝多芬。
歌德第一眼看到贝多芬时，就立刻感觉到他是一个具有异常特性的人。回到自己的房间，歌德立刻就给妻子写信：“我从未看到过一个艺术家的力量是如此地集中，具有这样强大的内在力量。”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两位当代精神上的巨人相遇、相聚在一起。
他们两人最初的相见似乎很愉快，因为他们第二天就一同步行去了比令。第二天傍晚，贝多芬又请歌德去谈话，星期三又谈了一次，然而，他们的友谊却并没有建立起来。他们相互交换意见，但因贝多芬的耳聋遇到了困难。贝多芬对于歌德的认识增加了一层，对他的尊重也增加了许多。
从歌德那文雅、慎重的谈吐中，贝多芬感到了自己的粗野和鲁莽；因为他的莽撞、唐突，使歌德变得十分拘谨。当贝多芬和他在一起玩乐时，歌德表现出一种虚伪的态度。贝多芬很痛苦地谴责他说：“你自己应当知道，赢得别人的喝彩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啊！假若你不认识我，你不同意我与你处于同一地位，谁愿意？”诸如此类的事件不断地多起来，使两人的关系又紧张了起来；歌德只对贝多芬钢琴“弹奏得很出色”这一点表示佩服。
贝多芬从孩提时代起就对歌德的诗极为崇拜，并希望有朝一日能接近他，但现在贝多芬感到了极大的失望。泰伯立兹一地有许多的达官显贵，歌德也时常到他们家里去；他对于这些人士的崇拜就远远超过了贝多芬。贝多芬的胸襟中尽是反叛，但是歌德却从没有这种“奇异”的思想和行为。
某一天，他们俩在一条街上不期而遇。远处，走来了一大群皇室成员，皇帝也是其中之一。贝多芬说：“让我们手挽着手前进，他们会让路的，而不是我们让他们！”
歌德没有听从贝多芬的意见，而是很谦恭地握着手中的帽子，深深地鞠着躬，站在道路的一边；而贝多芬却头上戴着帽子，向人群中径直走去，使得那群公爵和夫人们只好让开一条路来，让他过去。当然，所有的人对他们俩仍然是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
贝蒂娜是第一个说起上述这件为世人所共知的事情的人。在她和贝多芬的信件中，她也谈到了这件事。她是在7月23日到达泰伯立兹的，没有公开露面，也从没有与歌德谈过一句话。
贝多芬的这次成功使他颇为高兴。日后，他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响亮地、自由自在地夸耀自己。他在写给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的信中说：“歌德喜爱宫廷中的风气，认为比他的诗更为高贵。”
贝多芬和歌德并不争吵，他们时常地通信。但当贝多芬于7月27日离开泰伯立兹到卡尔斯鲁去以后，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他和歌德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贝多芬在遥远的地方仍然读着歌德的优美的诗句，而歌德却仍如以前一样温文尔雅。
一个月后，歌德在写给柴尔特的信中谈及了与这位伟大音乐家的交往：“我已认识了贝多芬，他的天才使我惊异，但不幸得很，他缺少自制力，他认为世界是可憎恶的。无疑，他是对的，但他所做的却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对旁人变得愉快些。我们应当原谅他，因为他的听觉已很坏了。这困境给他在音乐上造成的损失远超过在社会生活上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