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第九交响曲》的终曲，才能与之相比。《英雄交响曲》终曲的基本主题是表现整齐的民众方队在英雄纪念碑前献花致敬，以及庆祝胜利的狂欢。
贝多芬把《英雄交响曲》称为他最心爱的产儿。当他已经写出八部交响曲之后，他仍然认为自己最喜爱的是《英雄交响曲》。
1805年，《英雄交响曲》第一次试奏后，听众又有什么反应呢？往常，人们欣赏到的交响曲是结构精致、声音悦耳的，而这首交响曲第一次演奏后立刻就遭到了诅咒。有人说：“音乐，一定要使我们得到快乐。”有的皇室贵族甚至说：“只要停下来不再演奏，我可以再多给一个铜板！”
很少有人在第一次听到《英雄交响曲》的时候，会静心屏息地欣赏它，并进而思考它为什么会带给贝多芬如此崇高的地位、名声。
此曲经过了数年演出，但乐师始终摸不清其真正的意图，所以总没有很好的演出成绩，甚至连贝多芬最忠实的朋友也不能了解。
第一次公开演出后的危机似乎很严重，各方听众的意见约可分成三种。有的人以为它没有多少“艺术上的价值”，只不过是“未成熟和不成功的奇异演奏”，用一种“奇怪的音调和剧烈的转变”，得到了“超常而幻想的结果”；第二种意见虽认为此交响曲很美，但不可能长久，并为作曲家离开了C大调、D大调交响曲和降E大调七重奏所走的路而惋惜；第三种人（包括了贝多芬的知心朋友），却毫不动摇地说：“这首交响曲正是大师之作，也是真实的古曲音乐，现在不受到大众欢迎的缘故，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受到足够的艺术教育，以致未能吸收其精髓，许多年之后，它的价值会被证明的。”
虽然《英雄交响曲》用去了贝多芬的主要精力，但各式各样的小作品仍时有问世，因为自己耳聋的原因，他一刻也不愿意休息。这也许是他考虑了外界批评而对自己作了一番重新调整的缘故。他继续不断地写了许多奏鸣曲和一些小作品。出版商所印刷的乐谱出现了许多处错误，但他们又不进行更改。这使贝多芬勃然大怒，因为他的手书乐谱是准确的。他写下了严肃批评这些人的话：“错误之多，宛如海洋之鱼。”
事实很明白，出版商对他漠不关心，不像贝多芬日后成了名之后的另一种态度。贝多芬时常向他们提抗议，索回自己的乐谱以作修改；有时，他也无法如愿以偿。后来，他干脆称这些人为“狡猾的骗子”。这种掠夺式的交易，在当时是很盛行的。
贝多芬为了表示自己的恚恨，就跟他们开展了一场无休止的辩论。他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第29号）就这样拖了两年之久。这些事使贝多芬陷入了更为困难的境地。
这首五重奏是由白莱特托夫和哈代尔在1802年11月原版印出的。同时，阿尔泰利亚出了重印本。隔了不久，这部五重奏又被莫里兹·弗拉斯伯爵购去作为私用；根据当时的习惯，即使过了一些时日，该曲的所有权仍应归还作曲者。无赖的阿尔泰利亚用了卑劣的手段，从伯爵手中取到了拷贝，立刻就出版了。贝多芬不得不在莱比锡城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阿尔泰利亚印的乐谱从未和自己接洽过，而且是“不正确的、对演奏者无用的”。结果却是意想不到的：阿尔泰利亚提出了合法的抗议，因为贝多芬在技术上已给乐谱作了一些改正；他在这件事上并无过失，是贝多芬诽谤了他。
贝多芬只能收回他的声明，向对方作了道歉。
所有遇到贝多芬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奇怪，他的个人吸引力已增加了。随着气候的变化，他常在街上和田野里走一走。他的面部宛如带了一个面罩，只有双眼喷射出生命之火，但他的心是更为活泼和有计划了。他的日常生活显得无规律起来，他常掉换住所，不论是换到什么地方，屋内总是显得乱七八糟的。西弗拉特说：“书本和乐谱撒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这边有残菜剩饭放着，有半空的瓶子；那边还有一首四重奏的草稿，钢琴上放着纸张和碎屑……这些材料都是一些光辉的交响曲的胚胎，朋友的和生意上的信件撒满一地。”
兰兹也曾说起，1804年夏季的一天，当他到贝多芬的寓所去听课时，贝多芬希望和他散一次步。贝多芬带着他年轻的学生走到极远的地方，直到晚上8点钟才回家。他口中喃喃而语，又像在呜咽，忽高忽低，没有唱出任何肯定的、明确的主调，我问他那是什么？他回答我说：“那是我想象中的一首奏鸣曲最后一乐章的主题。”当我们重新踏入房间，他立刻跑到钢琴边，连帽子也不脱，写了起来；我只好拿了一把椅子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他已完全忘记我。整整一个小时，他发狂地写着，完成了那首美丽的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最后，他站了起来，看见了我，似乎是很惊奇、很遗憾地说：“我今天是不能给你上课了，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这就是《热情奏鸣曲》的诞生。
它和次年所作的《华尔特斯坦奏鸣曲》一样都非常成功。贝多芬的音乐创作突破了钢琴本身的限制。他的作品已使所有的钢琴不能弹奏了。那时所造的钢琴只能供弹奏轻快而华丽的乐曲用。没多久，他就从钢琴制造者安德列斯·史特利却手中得到了回声和弹性更大的钢琴。这首《热情奏鸣曲》所表现的力量太强大了，本来是不预备作公开演奏的，所以直至作曲家进入墓地后12年才见诸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