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成绩远胜于他的运动素质，“他是一个书虫。”他弟弟瓦尔特回忆道。他跟他父亲一样，浑身带着股学究气，他的儿时朋友也总记得他老是一副腋下夹着一本书的样子。
他的母亲甚至担心他利用书来逃避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他回避其他人”，她回忆道，“有时候他懒得出门，因为他沉浸在他的书中。”
海因茨跟与他一岁之差的弟弟很相像，俩人都是瘦削的身材，卷曲的头发，都有高高的额头和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大耳朵。但他们性格迥异。海因茨羞怯、清高、善于观察，有时像他父亲那样好沉思、局促不安、严肃认真。瓦尔特顽皮活泼、好交际，像母亲一样头脑实际，运动素质和动手能力比海因茨强。
在朋友中间，虽然海因茨好独来独往，但他因智力超群而被推举为领袖，而瓦尔特工于心计、精明能干，常常是幕后策划者。
路易斯极想让海因茨上国立学校，海因茨本人也十分愿意，但等到他申请到国立学校就读时，反希伯来主义浪潮开始了，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被拒之门外。
他只好转到一所犹太学校去念书。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并不亚于公立学校，德国历史和犹太人历史是重点学科，外语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基辛格学的是英语）。这是所小学校，每个年级约30名学生，男女生对半。
但后来这所学校的规模扩大到1个班50人左右，因为公立学校不再接纳犹太学生，许多纽伦堡的犹太学生不得不坐电车赶到这儿来上学。在这里，宗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每天，基辛格和其他学生要读两小时的《圣经》和犹太教法典。
基辛格对父亲充满挚爱但又敬而远之。“他是所能想象的最温和的人，特别地温和，”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他心中不存善恶问题，因为他不能想象恶是什么样子，他不能想象纳粹代表着什么。他的温文尔雅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那种有求于你的阿谀谄媚。”
路易斯是个极富有教养的人，热爱文学和古典音乐。家中有大量藏书和一架钢琴。他从不以道学家自居，但他的所作所为是那样正统、规矩，不能不叫别人把他看成是道德的化身。
他的孩子们很少跟他谈论自己的问题。“他不懂孩子们会有问题，也不认为他们确实有问题”，基辛格回忆说，“他更不理解10岁儿童所具有的那种类型的问题。”
而葆拉·基辛格却相反，她是解决家庭危机的能手。“我父亲很幸运，有一个能作主的，头脑实际的妻子。”基辛格说。她从没有博大精深的理论，却把家务事管理得井井有条。
葆拉目光敏锐、直觉很强。在她的微笑和优雅的气质后面隐藏着一种坚强的性格。她不像她丈夫甚至她儿子那样好思考，也没有多少学问，但她更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周围人在想什么。
孩提时代的基辛格不合群，只喜欢跟好朋友厮守在一块。他的形影不离的朋友是海因茨·利昂，即后来成为以色列生化学家的曼纳欣·利昂。他们几乎每个下午和周末都在一块度过。星期六，利昂的父亲教他们犹太经文，并带他们徒步旅行。
基辛格常跟利昂和他父亲讨论他无法跟自己父亲开口的问题。“他们住在我们附近，他骑自行车过来，”利昂回忆道，“我感到他和他父亲之间存在着问题。他害怕他父亲，因为他有点迂。他父亲老是检查他的家庭作业。他不只一次告诉我，他无法跟父亲讨论任何问题，尤其是关于女孩子的问题。”
基辛格和利昂常带着女朋友在星期五晚上到公园去散步，有时候到结冻的湖上滑冰。在一个安息日夜晚，俩人玩得太开心，回家晚了。“在当时德国，一条最神圣的行为准则是按时回家，从不在外面过夜。”利昂的母亲过后说，“于是，我丈夫抽出皮带，揍了他们一顿。”利昂的父亲很不公正地责怪基辛格带坏了利昂，禁止他儿子一星期跟基辛格会面。后来，利昂的父母把利昂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夏令营呆了六星期，以避开基辛格。
对小基辛格来说，有一块地方特别充满魔力，这就是他母亲的家。
他们每年夏季都去那儿，这是一个建立在温馨乡间的家，房子修得富丽堂皇、十分安全。海因茨在这里追逐着自家养的鸡，再大一点，便开始跟朋友们一块玩球。有时候，基辛格会跑到朋友的花园，借来梯子和垫子玩杂技。这种事对生性严肃的基辛格来说，本来是不屑为之的。
基辛格从菲尔特的学校毕业之后，就读于伍尔兹堡的犹太神学院。
他在那儿过得很愉快，宿舍生活，无穷无尽的书籍可让他逃避外面世界的威胁，每日可去看望他那充满睿智的祖父。但基辛格去伍尔兹堡不是为了做犹太教教师，因为，在德国做犹太教教师，甚至是犹太人已没有出路。他去伍尔兹堡是因为当时他无事可做。
3. 逃亡
1923年基辛格降生的时候，纽伦堡已出现反希伯来人的报纸，这一发行量达50万份的报纸叫嚣要把犹太人全部灭绝，很快在菲尔特也燃起反犹太人的熊熊大火。
1935年，在纳粹党的煽动下，通过了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基督徒通婚，禁止犹太人在国立学校任教以及从事其他专业性的工作。
因此，路易斯·基辛格突然被认为不能教真正的德国人，失去了他引以骄傲的工作。他筹建了一所犹太人假日学校，在校里教会计学，但他从此变得一蹶不振，被他那颗善良的心所无法理解的仇视弄得卑微而委琐。
多年之后，基辛格尽量不提他的犹太人身份。在他难得的几次有关他童年时代的谈话中，他称自己的家庭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德国人”，当然，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是德国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已经德国化的犹太人。
他也尽量淡化孩提时代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迫害、殴打和那种被社会所抛弃的感受。“我在菲尔特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抹不去的痕迹。”
基辛格说，“我并未意识到自己不幸福。我并不真正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对孩子们来说，这些事没有那么严重。”
基辛格的童年朋友认为这话是自欺欺人之谈。有些人认为他那富有传奇性的缺乏安全感就来自于他对记忆的逃避。一个为了看球装成是别人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为了得到社会承认和政治地位去做一些自欺欺人的事——他的朋友们这样认为。
葆拉·基辛格对纳粹时期所遭受的痛苦更加直言不讳。“我们的孩子不允许跟其他孩子玩。”她说，“他们被关在花园里。他们喜爱足球，尤其是亨利，但纽伦堡的比赛禁止他们观看。”她特别记得她的孩子那满脸的困惑和害怕——当他们看到纳粹青年一边走一边奚落犹太人时。
“几乎所有的菲尔特城的青少年都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穿着制 服，高唱进行曲，在街上列队行走，亨利和他弟弟在一旁瞧着，不懂为什么他们没有权利参加。”
“反希伯来主义是巴伐利亚的特征，并不是从希特勒时代才开始。”
曼纳欣·利昂说。“我们跟非犹太人孩子没有来往。我们看到非犹太人孩子走过来就害怕。我们经历了现代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我们把这看作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
基辛格的其他童年伙伴也有过类似的痛苦回忆。他们不能去游泳池、舞厅或茶室，他们到哪儿都能看到“犹太人禁止入内”的牌子。他们认为这些事情都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我们都在某种自卑的心态中长大。”弗兰克·哈瑞斯说。
纳粹的崛起对葆拉·基辛格打击最大。路易斯对所发生的一切噤若寒蝉、呆若木鸡，但葆拉却很敏感，并为此感到深深地痛苦。她是个生性活泼、好交际的女人，在夏天，每天她和一些非犹太人朋友去游泳池游泳，当她的非犹太人朋友开始回避她，当犹太人禁止出入游泳池时，她开始意识到她的家庭在德国没有前途。
“这是我的决定，”她过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们。我知道留下来没有生路。”
她有一个表亲多年前移居到美国曼哈顿的华盛顿高地，虽然她们从未见过面，葆拉于1935年底写信给她，问是否能让海因茨和瓦尔特到她那儿去生活。“不”，她的表亲回答，“整个基辛格一家应移居到那儿，不仅仅是孩子们。”
葆拉非常爱自己的父亲，不愿意离开他。他因为癌症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到1938年春季，她意识到别无选择。她的表亲已为他们办好进入美国的必要手续，他们离开德国所必需的所有文件已得到批准。
基辛格一家最后一次去拜访葆拉的父亲和后母。“我从未见过我父亲哭，但他跟我母亲的父亲告别时哭了，”基辛格说，“我极为震惊。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卷进了什么不可挽回的大事件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碰上我父亲无法对付的事。”
1938年8月20日，基辛格一家坐船到了英国，在亲戚那儿作短暂停留后便去了美国。离开德国时他们只允许带上一些零花钱，家中大量藏书被迫留下。
不到三个月，纳粹暴徒捣毁了他们的犹太教堂和大部分犹太人的机构。随即基辛格的伯伯、姑姑、婶婶等13位亲戚先后丧生在纳粹集中营里。他们中有人曾认为希特勒不会持久，以致坐以待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