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机中得知上述情况之后，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施特劳斯的做法显然要使科尔孤立，并失掉许多选票，福格尔心乱如麻，立即吩咐司机驱车返回美因茨。
在美因茨，福格尔见到科尔，科尔对施特劳斯的政治独立深感惊愕，他以为，基社盟放弃两党的合作将意味着在联邦议会中失掉许多席位，而执政党在1979年举行的总理选举中将获渔人之利。施特劳斯的感情冲动，决不会给他和他的党带来任何好处。
福格尔向科尔表示，施特劳斯的举动使他深感遗憾。如果科尔现在改变政治抉择，不再以莱法州州长的职位交换波恩反对党领袖地位，那么他将重新做他的文化部长。
科尔注视着福格尔沉默良久，心中反复地问自己是去？是留？这时，从前的宗教老师亨特·施密希在信中所提及的建议又浮跃眼前：“如果你要从事政治，你就必须要权力……”他知道，他的老师在劝他留在美因茨。
科尔闭上眼睛，这时他发现做出一个抉择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一个是美因茨莱茵河畔舒适、长期高枕无忧的州政府大楼；一个是波恩康拉德·阿登纳大楼的漂亮办公室。是去？是留？这两个问题在他头脑中重叠出现，搅得自己头昏脑胀。经过苦苦斟酌之后，科尔下定了决心：
“为了能当总理，他经过长时间的考虑还是到波恩去了。谁要是了解他，那么就会相信，他会实现他的目标。”社民党州议会党团主席卡尔·托维特在若干年之后回忆说。
从1976年1月开始，施特劳斯和他的政治助手里夏德·施蒂克伦已经开始着手分裂基民盟、基社盟，并把基社盟变成全联邦地区的“第四党”。在《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图片报》和《南德意志报》都有“第四党共同行动会”的政治宣传。据魏克特研究所的民意测验显示，大约有6%的选民打算在不久的联邦议院大选中支持“第四党”。
施特劳斯得意洋洋，沉醉在“第四党”的政治前景中。科尔在震惊之余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他在思考，如何给这个巴伐利亚人以一个适当的回击。并使他从梦幻中觉醒过来。
12月13日，科尔和施特劳斯在巴登—符腾堡州驻波恩代表处进行了一次长达20个小时的会晤。一大群记者守在该州代表处的前院等待着会谈的结果。终于，经过一番苦战之后，科尔和施特劳斯并肩走了出来，基民盟和基社盟终于又站到了一起。但是外界人士对此并不抱乐观态度。他们知道，施特劳斯不过是科尔形式的盟友，他的许诺是不能轻信的。
1976年12月14日，《莱茵法尔茨报》评论说：“经过这场辩论，实际上是两败俱伤……握手、拍肩以及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均不能掩饰联盟党自家造成的创伤，即便最后声明再长也难以治愈它。与其说是充满圣诞节前的欢乐，倒不如说是弥漫着内疚自责的情绪，所有代表们的面部表情似乎在问，这种破镜重圆的爱情能维持多久？”
1976年圣诞节，科尔告别他可爱的故乡前往波恩。尤利亚妮·韦伯、霍斯特·科尔奇克和司机泽贝同科尔一同前往。瑟瑟的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一样，科尔不由伸手拉上车窗，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这时，科尔心潮起伏，思绪悠悠，仿佛又回到了1976年联邦议院竞选期间。
在1976年联邦德国总理竞选期间，科尔和基民盟竞选委员会提出了“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口号。科尔的政治宣言像狂风骤雨席卷了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社民党对此毫不示弱，回击联盟党“没有执政能力”是“我国安全的危险因素”。
这时科尔声望之高仅次于总理施密特，到底鹿死谁手不得而知。1976年8月举行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52%的基民盟选民、25%的自民党选民以及20%的社民党选民认为，联盟党将在大选中获胜。而52%的社民党选民、44%的自民党选民和19%的基民盟选民则认为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将继续执政。
社民党当然意识到“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威力，它像一枚炸弹随时会炸毁社民党自勃兰特以来的执政党地位。施密特自1974年就任联邦总理以来前后不到30个月，如果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失利，这个结果对社民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很久以来，就流传这一种说法，即把联邦共和国比喻成“经济上的巨人和政治上的侏儒”。现在不少人认为，在这位汉堡人的领导下，这个侏儒一天天地长大了，渐渐地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相称。不仅如此，在举行大选的1976年，联邦共和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了4%多一点，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六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率也有所下降。因此，阿伦斯巴赫民意测验所得的调查结果表明，在1976年月，大约有848%的选民认为赫尔穆特·施密特是个“较理想的总理”，而35%的选民则认为科尔是个“较理想的总理”，正如他从前是一位好州长一样。
为了保证竞选成功，使自民党愿意和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施密特宣称，未来的联邦政府将在新的联邦议院中使仅有30名议员的自民党人获得外交部、内政部、粮农林部部长和5名国务秘书的职务。埃里希·蒙德在1990年回忆说，社民党这种“近乎于政治收买”的手段，“基民盟和社民盟则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自民党心动了，根舍当下拒绝了科尔请求与联盟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意图，不久，选举结果揭晓，施密特以微弱的多数当选。科尔竞选失败。虽然如此，但联盟党的雄厚实力和战略战术却令他们的对手心有余悸。
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选举后承认，“基民盟的竞选班子在组织工作方面部分地超过了我们”。
黑森州州长霍尔格·伯尔纳在惊骇之余，忙不迭地说：“看来需要对我们的党内组织进行一次改革。”
科尔想到这里笑了，他感到自己仍有足够的信心、力量把联邦总理的宝座夺过来。1976年5月17日，《明镜》周刊不是告诉他，科尔“暂时仅仅是个总理候选人”吗？“暂时”还会有多久？是一年，二年，三年，还是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