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的斯洛文尼亚人吵架，动武违法，船被扣留，限令除船长外，任何人不准上下船。这种处分严厉得让人怀疑其真正动机。船长请求大使帮忙，大使不予理睬，他又去找领事，领事推说与商务无关，也不管。船长又找到卢梭，经过交涉，仍无效果。一向正直的卢梭见正规的交涉不行，就采取了非正规或者说“狡猾”的办法：按规定，大使馆的公文不能拆开检查，卢梭发现他们的公文常在威尼斯被拆检，因为几次报上的消息，都是一字不改地照抄法国大使馆的公文。卢梭这次要利用威尼斯官方拆检法国大使馆公文的好奇心来吓唬他们一下。他故意把扣船事件这一挟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里，让敏感的威尼斯官员不得不释放被扣的船只。如果等到朝廷复示后再去办交涉，船长可能早就破产了。
在处理这些事情上，卢梭初步显示出他的外交才干，受到使馆同行及了解他的人的夸奖。卢梭希望凭着良好的成绩，获得更好的任用。
一天，卢梭收到一个从国王驻维也纳代办樊尚先生那里发来的重要情报，等大使签署已经来不及了，就立即办理。当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向那不勒斯进军，加日伯爵在紧急转移阵地。情报说，有一个面貌特征如何如何的人正由维也纳动身，要从威尼斯经过，潜入亚不路息地区，负责在那里煽动民众，于奥军到达时里应外合。卢梭把这份情报直接发给了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洛皮塔尔侯爵。情报转得十分及时，波旁王朝之所以能保住那不勒斯王国，与卢梭这个行动有密切关系。然而，卢梭出色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好报。大使蒙太居是个品质恶劣的人。那一次他不在岗，卢梭及时处理了重要情报受到上面夸奖，大使认为这种夸奖有责备自己的意思，所以对卢梭深为不满。工作越久，卢梭的尽职尽忠就越遭到大使的嫉恨，但他又不能辞退卢梭，因为很难找到像他这样能干的秘书。结果只能是既要留他，又要整他。卢梭看到自己的一切勤劳都是白费，继续在使馆工作只有不快和不平，便愤然离开了使馆。这个行动受到了一些同行的欢迎和尊敬。蒙太居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像个疯子，他竟然不顾体统，给参议院写了一个备忘录，要求逮捕卢梭。卢梭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改变了原定第三天动身的计划，决定再待15天。大家都赞成他的做法并受到了社会上的一致敬佩；参议院转告他不必顾虑一个狂人的行动，在威尼斯愿住多久就住多久。
卢梭在友人的帮助下凑足了路费，回到了巴黎。他很决就发现巴黎有许多人对大使的荒唐行为十分不满。但是，尽管威尼斯的公众有几乎一致的呼声，卢梭也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但他却得不到任何公平的处理。惟一的理由是他不是法国人，无权受到保护。
卢梭的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他的心灵深处撒下了愤慨的种子，无声地声讨着眼前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他感到在这种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在破坏一切秩序，只不过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以官方权力加以认可而已。
卢梭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和努力，一个个地落了空，难免要为自己坎坷的命运而愤慨，但他并不后悔。他决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自己独立生活，发挥自己的才能，再闯出一条生活之路来。
他又搞起了因赴威尼斯任职而中断了的歌剧创作来。为了避免干扰，他住进了地处僻静的圣康坦旅馆。这个旅馆的女主人是奥尔良人，她雇佣一个同乡的女孩子，名叫戴莱丝·勒·瓦瑟，二十二三岁，良家出身，专做缝缝洗洗的活。戴莱丝的父母没有工作，和她一起来到了巴黎，靠她一人劳动养活。
卢梭很喜欢戴莱丝的淳朴风度，尤其是她那活泼而温柔的眼神。她也和女主人一样和他们同桌吃饭。旅馆里还有几个教士之类的房客，这些人中，只有卢梭一人举止言谈比较文明，别人逗那个姑娘时他就护着她，结果招来了不少讽刺，戴莱丝眼里也流露出明显的感激之情。他们不久就变得心心相印了。她觉得从卢梭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而卢梭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多情、质朴、而又不爱俏的女子。卢梭向她表示永远不会抛弃她，但也永远不会和她结婚，她表示理解和同意。戴莱丝担心卢梭在她身上找不到女人的童贞会生气，所以在以身相许之前总是心神不宁，欲言又止；卢梭却因此产生了误解，以为她有性病。最后她向他哭诉了她刚成年时因无知和诱奸者的狡猾所犯下的惟一的一次错误。卢梭一听便高兴得叫起来：“啊！我的戴莱丝，我不想找我根本找不到的东西，却占有了诚实而健康的你，我太幸福了。”
从戴莱丝那里，卢梭感到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在失去华伦夫人之后他重新得到了家庭的温暖。他觉得戴莱丝的爱，是上天给他的因诸多幻想的破灭而造成的空虚心灵的慰藉。他也发现了戴莱丝最大的缺点。她不会阅读、不会数钱、不会算账，说话有时词不达意。他有时想补救一下，帮她增长知识，但无济于事。可是，这样一个迟钝的人，在卢梭困难时期，却又是个很不错的参谋。卢梭后来在瑞士、英国和法国所遭遇的大灾大难中，她表现出了令人佩服的先见之明，给他出了不少好主意，把他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和操守，使卢梭为此骄傲。
卢梭深爱戴莱丝，他感到在自己所爱的人的身边，心灵和智慧得到了充实，增强了生命的活力。这种幸福感使他把任何消遣都看作是多余的，除了戴莱丝的家以外，他哪里也不去。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大大有利于他的工作，不到几个月的工夫，他那部歌剧的词曲就全部完成了。
不过，要把这部歌剧推向社会，并不那么容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乐手和演唱人，请当时的“权威”拉摩先生来鉴赏。这位权威认定不是科班出身的卢梭不可能作出好曲子，即使歌剧中有精彩的部分，也是抄袭别人的。尽管权威定了调，还是有人十分欣赏卢梭创作的音乐，鼓励他继续修改其中的一幕，修改好之后准备推荐到皇宫里去演奏。但卢梭还没有整理完自己的剧本，又被另一项工作拉过去了，就是参加修改他过去十分崇拜的大作家伏尔泰创作的歌剧《纳瓦尔公主》，准备在凡尔赛宫开音乐会时演出。歌剧《纳瓦尔公主》是伏尔泰和拉摩合作的产物，宫廷急于修改后在庆祝会上演出，而当时原作者因正在投入新剧创作都不在巴黎，听过卢梭歌剧试演的黎塞留公爵赏识卢梭的才华，就举荐卢梭去担当修改重任。卢梭接受后，为了取得原作者的认可，首先以恭敬的口吻写信给伏尔泰求其指点，伏尔泰知道有公爵推荐便很快回了信：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两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幸。专复即颂。
卢梭收到复信后（这大概是卢梭第一次直接和伏尔泰打交道，也是伏尔泰和卢梭打交道中最客气的一次了。），就大胆而又谨慎地进行修改创作。他那尽心尽力，决不能辱没两位高手的心情和努力是可想而知了。可是，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又有人从中作梗，说他的曲子还须修改，而且要请教先前和他过不去的那位权威。受到如此对待，卢梭气得七窍生烟，一下子病倒了，整整6个星期出不了门。当歌剧演出时，音乐爱好者们都很满意卢梭谱写的部分。后来。卢梭得知他之所以遭到那位权威和他的保护人的憎恨，是因为那个音乐圈子排斥外人，尤其卢梭还是日内瓦人，就更不容他和那位权威竞争了。在艰难处境中的卢梭，这时又得到一个消息：他父亲去世了。以前，卢梭把母亲遗产的一部分留给父亲享用，算是尽了一点孝心。现在，用不着再为父亲担忧了。他决定接受那笔遗产。他把一部分钱寄给华伦夫人，从她的来信中知道她生活越来越窘迫，其余的钱和戴莱丝共享。只是为人狡诈的戴莱丝母亲知道有这笔钱，就把全家七八口人都找来住在一起，很快就使卢梭的生活又拮据起来。
为了摆脱困境，卢梭想出售剧本，但无人购买；他又设法排演，但又没有演出机会。卢梭只好放弃这方面的努力，转而给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做秘书，收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这时，戴莱丝有了身孕，卢梭想到养育婴儿会增加很大困难，又觉得这种境况有了孩子也会很尴尬，所以说服戴莱丝，按照巴黎当时盛行的风气，孩子出生后就送到育婴堂去了。第二年又送了一次。后来，此事遭到许多非议，但卢梭觉得当时只能如此。
在这一段平淡的生活中，卢梭又结识了一些后来影响他的命运的人。有一位埃皮奈夫人和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即以后的乌德托伯爵夫人），后者对卢梭进入文坛起了很大作用。他还和狄德罗和孔狄亚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人每星期都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商定出一个期刊，定名为《笑骂者》，由卢梭和狄德罗执笔。为此他又认识了达朗贝，他们都在着手编《百科全书》，卢梭应约撰写音乐部分。后来《百科全书》工作因狄德罗被捕入狱而中断。卢梭同情狄德罗的不幸遭遇，为营救他而四处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