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为中国人民辩护，恩格斯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些对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办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太平天国起义，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指出，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它不仅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也会影响到欧洲的革命。他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在的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恩格斯把当时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看作“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怀着喜悦的心情展望中国的前途，他说：“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不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十分同情被殖民者征服的印度的悲惨境遇。他严厉谴责英国对印度的野蛮殖民政策。他指出：
“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英国的“贵族只是想降服它，财阀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结果印度这个自然物产非常丰富的国家，却沦为世界上最贫困的殖民地。殖民者在这里公开贪污、勒索、侵吞私人股息，甚至在寺庙设置惨杀和卖淫掠取香客钱财，却无耻地称这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对于这样一个长期受尽奴役和欺凌的国家，马克思寄以希望，他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而复兴的道路或者是英国本国的工业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或者是印度人民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来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枷锁。
1857—1859年期间，印度人民举行了民族解放的起义。马克思从印度人民的起义中看到了东方殖民地人民新的觉醒，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他写了许多文章分析起义的原因和性质，驳斥英国资产阶级报刊散布的种种谎言。他还看到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对于宗主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意义。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马克思在论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文章中始终贯串了这样一个光辉思想：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必然会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加深它的矛盾，加剧它的危机，削弱它的力量，从而有利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和相互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这些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