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官的弹簧椅上，开始有些不自在起来，被告刚才说了些什么呢？
“国王实行了一场革命，他推翻了现存的法律制度，他不能诉诸被他自己可耻地蹂躏了的法律！”
在那位大酒商打算考虑上面的话之前，他已经被最后的几句话慑服了：
“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律伪善！诸位先生，你们一定不会用自己的判决来批准这种伪善的。”“我完全无法理解，检察机关怎么还敢根据已被王权本身蹂躏了的法律来控告我们！”
马克思发现好像陪审官要站起来退庭，但是他的抗辩还没有结束，他正要更加有力的证据回击他们。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简单明了地揭露了控诉书的违法行为。
“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现任内阁以及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任内阁手中的驯服工作的那些官员，将来不会被本届议院或它的继承者宣判为国事犯呢？”
这位大酒商警悸而畏缩起来，“国事犯”这个词对他来说好像是抽了一鞭！一个被告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控告当权的容克地主和他们的内阁官员，这在法庭上还算第一次！
“诸位先生！检察机关的代表企图用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来论证他的控告。我曾经不得不向你们证明，正是这些法律会取消对我们的控告。但是，不瞒你们说，我过去从未承认，而且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些法律。对于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说，这些法律从未发生过效力，更不用说给三月革命指出道路了。”
“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违犯极重要的法律，HabeasCorpusAkte，市民自卫团法。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军事**。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礼地违犯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
“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天赋王权的统治——这也就是过时的社会成分的统治。”
检察官聚精会神地做记录，他多次停笔去考虑被告的为人。
站在检察官面前的是像他自己一样的一个大学生，法律学家的儿子，大概不会是那种流浪的手工业工人吧？！什么东西鼓舞了这个人，使他这样热衷于工人的事业？
“这样看来，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他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惟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这两个社会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间——在国王和人民代议机关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
马克思坐下，法庭沉默大约一分钟，一种少有的、压抑的沉默，直到最后主审法官继续传讯沙佩尔。
沙佩尔和施奈德乐同马克思一样进行自我辩护，他们勇敢地承认了呼吁书中的话。
无可奈何。马克思天衣无缝的逻辑思维和毋容置疑的事实以及那一字一句如同颗颗炽热的子弹……法庭在这种强烈反差的氛围下，原告成了被告。
法官也倾向了马克思。
全体法官退庭。
被告在法庭庭丁的看守下，在法庭黑暗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他似乎听到了陪审官们在室内发生了无休止的争论。不出意料，送给他的法庭裁决书上写着：“无罪释放。”
这个月，政府向马克思提起两次起诉，都如此以马克思的胜诉而告终。
工人和市民为争取德国宪法而组织起来的斗争在工业城市萨克森和莱茵省被反动派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为了参加以后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正在比利时参加斗争的恩格斯短期回到了科伦。
《新莱茵报》于1849年5月19日被查封了。
马克思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人员会议，并把他写的准备在报纸停刊号上用红字刊登的那篇文章的几段念给大家听：
“欧洲的总革命的大火山不仅在沸腾，而且就在爆发的前夕，那红色的、火山喷出的熔岩之流将很快地把全部得天独厚的、强盗骑士式的经济永远埋葬。那卑鄙、伪善、荒淫、腐朽而怯懦的，可是还显得傲慢的资产阶级，将被那最后变成聪明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群众把他当作赎罪的献品推入炽热的火山的喷火口……红色！红色！红色！红色胜利了！红色共和国已经临近胜利的前夕！”
编辑室里沉默了一会儿，每个人都在回忆这最后的几个月，想到那位在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是他们的领导者、在一切私人问题上是他们的朋友和助手的马克思，他们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同心爱的工作分手不是容易的事，当马克思感到眼圈湿润的时候，他背转身来，向窗外眺望。
恩格斯站在马克思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后，其他几位编辑都走进来了。
“朋友，你们不要难过掉泪！”马克思激励地说，“我们还要再干，而且到那时，所有的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5月19日的最后一号《新莱茵报》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全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发行数千份。人们想方设法用高价从他人手里竞相转买终刊号。
《新莱茵报》就像一团正燃烧的火焰，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
《新莱茵报》“红色终刊号”印发的第一个星期，恩格斯、威廉和斐迪南受到通缉，马克思和德朗克、维尔特要被驱逐出境。5月11日给马克思的驱逐令写道：“《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还命令：“若彼对此项要求不服，应着即押送出境。”
总编辑用他激动得颤抖的笔编审最后一期稿子。
退还债权人的股金。
发放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工资。
支付纸商的货款和通讯员的稿酬。
为通缉的战友筹划好盘缠和生活费用。
……
马克思和燕妮把自己最后一点积蓄都拿出来了。
全家剩下的一点东西就是燕妮身上最后一件银器，出走前也不得不立刻送去当铺用于旅费。
马克思最大的痛苦是离别祖国。可现实摆在马克思面前的又是只有流亡的这惟一出路。
马克思这位政治流亡者、通缉犯和被迫害者第三次来到塞纳河畔的巴黎，他化名M·拉姆博次。
他在巴黎的战友，战斗生活中那结成深情厚谊的战友呢？
海涅病得很重，连三步路也不能走，他要从靠背椅到床上去，都不得不扶着墙壁走……
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斗争已经结束，军事法庭分设在曼海姆·弗莱堡和施塔特等地。
恩格斯在参加普法尔茨和巴登起义时担任费赖沙尔·维利希的副官，他的命运还不知怎样？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还一直没有听到恩格斯的消息，终于在6月的最后一天，燕妮兴奋地带着喜讯冲进房间里，她说：“弗里德里希还活着，他在瑞士的韦维。你自己看信吧，他在信里写了什么？”
马克思从她的手里夺过信，迅速地浏览一遍，然后又仔细地、反复地读了几遍，他忽然纵声大笑地说：“他还在担心我，我有可能逮捕……我必须马上给他回信！”他笑出了眼泪，“我亲爱的，你自己也这样子，怎么还老为我感到不安呢？！”
这时，燕妮也流泪了。马克思蓦地抱着她，就像是抱住了恩格斯……
这一夜，马克思没有怎么入睡，噩梦一直折磨着他，他好思念他的战友……
他又想起信中几段话：“《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民主派无赖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打过仗。”
“弗里德里希，这位勇敢的‘骑士’，过去我对他的爱骑马飞驰越野的担心真是多余的……”马克思为恩格斯感到骄傲，恩格斯挽救了报纸的名誉，并且证明他们不仅能做文字辩论，而且，如果时代需要，他们还可以投笔从戎，参加战斗。
那很好，他平安无恙。
马克思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入睡了。
一觉猛然醒来，他披衣坐到写字台旁，点起雪茄，挥笔疾书，给恩格斯写回信。
“我们全家都在这里。法国政府曾经要把我驱逐到莫尔比昂省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治地去，直到现在我拒不执行。
……红色沃尔费现在住在我这里，财务情况自然是十分混乱。
弗莱里格拉特继续留在科伦，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怀孕的话，我在经济上一有可能就将欣然离开巴黎。”
马克思十分注意从那些驱逐出境的人员中研究德国的事变。
8月底，他接到法国政府要他离开巴黎的命令。马克思早就下了决心，一旦驱逐出境，他马上就走。他激动地对燕妮说。
“我不去摩尔比安，我离开法国去英国伦敦去，但是鉴于你目前的状况，明智的办法还是暂时留在巴黎。”
燕妮向来就为马克思分担忧患和迫害，这时她勉强微笑着，以便表示她对这种新的无奈并不悲伤。
马克思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十分感动地说：“燕妮，我亲爱的！你多勇敢啊！”
燕妮紧紧偎依着又要离开的丈夫……这时，他们都感觉到了她腹中的新生命在蠕动……
8月24日，马克思一个人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轮船。因为没有钱，全家无法与他同行，加上燕妮又正处于妊娠的最后一个月。
可想而知，马克思这次伦敦之行他心情更不好。他以前和恩格斯一道在英国的两次短暂旅行，并没有给他留下令人快慰的印象。英国人的实用的、平稳的和忍耐的性格，跟他的好动的和急躁的性格有些格格不入。另外马克思的英语还掌握得不太好，这就使他的活动大受限制，使他感到某种依赖性。
环境和条件尽管对他有多方面的不利，可他一到英国，又立刻投入了政治斗争。他恢复了**者同盟的领导，并重新组织了同盟的活动，与此同时，他进行关于筹办德文机关刊物谈判，准备在这里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这时欧洲大陆上到处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国来了。他们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没有钱，又不懂英语。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兰人、法国人。在伦敦的德国人增加到300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找工作往往碰壁。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们本人受着穷困煎熬的同时，组织了一个伦敦救济委员会，作出了革命团体的好榜样。
马克思写出激动人心的号召书。他和同志们为了筹集必要的生活费用整天奔波于伦敦街头。
眼看怀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和琳蘅于9月15日就要到伦敦来，钱几乎没有，他迫在眉睫的还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
钱，这个既可爱又可恶的疯狂的魔兽，一时以其光环炫耀于人，一时又以其“铜臭”被厌弃于人。马克思不由得不好意思地想起了这之前给几位朋友写的“要钱”信：
6月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谈了德法两国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简单、直率地向他提出：
“你必须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并在“给我弄些钱”的下面打上着重号。
7月13日，马克思不得不写信给魏德迈说他的妻子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问是否可以争取他关于蒲鲁东的书（《哲学的贫困》）出第二版得到一笔预支稿费，这本书在布鲁塞尔没有全部卖掉。
使情况更糟的是：法国政府把马克思看作危险人物，禁止他在巴黎居住，并勒令他住到布列塔尼半岛偏僻、又有碍健康的莫尔比昂省去，还规定在那里不得擅自离开。
往往这时，马克思经过片刻的绝望之后又会重新振作起来。1849年8月23日他马上给恩格斯写信谈他的新计划：
“……我要离开法国。
“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
“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有肯定的希望……
“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
“我肯定对此抱有希望……”
“希望在哪里？……”马克思一时又在责怪自己经济上的无能，“妻儿子女到伦敦来了怎么办？看着我的满脸鬓须能饱肚吗？”
于是，马克思在9月5日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信：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只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天来，我生了一种类似轻霍乱的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去打扰；他好容易获准在巴黎呆到9月15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这里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燕妮来了。马克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她安排在一家贫困的家里寄宿，一面继续疲于奔命，四处奔走，以求找到一个较为方便点的住处，因为燕妮产期已近。最后他在简陋的切尔西街区的安德森街4号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住处。11月5日，燕妮生下一男孩，取名亨利希·格维多。
这时马克思一家又正面临着严酷无情的冬天。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给魏德迈写信谈起了艰难的处境：
……我的丈夫在这里被日常生活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的、清醒的、冷静的自尊感，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曾经作了多大的牺牲，他拿出了几千现款，而当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了的时候，他却成了报纸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这样干的，否则他们自己必须负担债务）。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伦友人的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收入，临行前还借了300塔勒来偿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编辑的薪金等等——而这时他已经是被驱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了我们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在科伦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因为衣物和其余一切东西都有被查封抵债的危险。当倒霉的反革命时期到来时，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随后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也去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驱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也被禁止在那里继续逗留。在他之后我也渡过了拉芒什海峡，过了一个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要了解伦敦以及这里的情况，才能知道抚养三个孩子和生育第四个孩子多么不容易。单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当时我们自己所有的钱来支付。但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钱在出版《评论》时已经花光了，虽然订了合同，钱还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十分悲惨。
我只要把我们的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痛得很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250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5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服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睡光地板上了。我们的朋友拖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地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面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一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了我们这里的仅仅一天的生活。我知道这是失礼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心潮翻滚，两手发颤，不得不把心里话都向我最好的最忠实的老朋友一一倾吐一次。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真正使我痛苦万分，使我伤心的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而本来只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帮助他；他心甘情愿地、愉快地帮助过很多的人，而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不要以为我们要向什么人提出要求。即使我们得到过什么人的接济，我的丈夫还是能够用他的财产加以偿还的。我的丈夫对于那些了解他的思想、得到过他的鼓励、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事业上为他们《评论》更多地出力，更多地关心《评论》。我能够骄傲而大胆肯定这一点。这是他们应当为他做的一点小事情。我不知道，难道我的丈夫凭他的著作还没有资格拿十分银格罗申的报酬吗？我相信，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这就是我感到苦恼的事情，但我的丈夫却不以为然。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只要看到我很愉快和可爱的孩子们向妈妈撒娇，他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我们的情况，他是不知道的，因此，请您别提起这封信里的事。
他只知道我以他的名义请您尽快把钱收齐寄来……
再见吧，亲爱的朋友！请代表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请代我这个常常为自己的孩子流泪的母亲吻您的小宝贝……尽管有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的三个大孩子长得都非常好，女孩子们个个美丽、健壮、活泼、可爱，我们的小胖子十分滑稽和逗趣。这个小鬼整天兴致勃勃地扯着嗓门唱些滑稽可笑的歌，当他用心全力高唱弗莱里格拉特的《马赛曲》时，房子都颤动了。他唱道：
快来吧，六月，你这立功的时刻，
我们渴望建树新的功绩。
这个月份正如它的两个不幸的先驱者一样，
它的世界历史使命也许就在于要开始巨大的斗争，
而在这个斗争中我将重新携手战斗。
祝您健康！
一天，恩格斯拎着送给孩子的礼物找到了伦敦马克思的住宅。
经过一场血与火的战争的洗劫，这位在战场上败下来的“副官”，还是那样的穿着整齐，花格子的西服、亮直的发路也显出其疲惫后的一种抖擞精神……
恩格斯明显地消瘦了，因为瘦，个子更显出其比粗犷、敦实的马克思高出许多。
“您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急忙问。
“从意大利来。”
“怎么到意大利去了？”
暴动失败后，恩格斯逃到意大利，从意大利才跑到马克思身边来的。
恩格斯很担心地问：“您早就没有钱用了吧？”
马克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燕妮脸上微微地红了，但在他面前用不着客气，客气反而觉得是侮辱了他。
恩格斯紧接着说：“走投无路的时候老头子才给了我一点钱，先拿着这一点。”连个数字也不说，恩格斯就把钱交给了琳蘅，他又说：“党和全人类劳动人民等着您的劳动；您只管做你的工作，相信我，钱是会有的！”
燕妮心中暗想，世界上再没有这样好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