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之际，正值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猖獗之时。
日本军国主义已将战火燃遍中国京津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华南和华中地区。中国危机！远东危机！希特勒德国大日耳曼沙文主义已进军非军事区——莱茵河区，巴尔干半岛危机，欧洲火药桶即将爆炸；德、意伙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墨索里尼侵占北非埃塞俄比亚。法西斯军国主义张牙舞爪，英国、法国以和平外交去求得德意战火燃向东欧，美国则实行孤立主义的中立法案。各资本主义列强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极尽迎合讨好之能事，以牺牲别国人民利益换取自身的苟安。不愿做亡国奴、渴望真正和平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在寻找出路，寻找力量的联合，去抑制法西斯主义的横行。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塔奇曼指出的“它（指《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开天辟地，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刻画了**的领袖人物，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斯诺对中国**倡导的事业给予充分的肯定的报道，极大地鼓舞了30年代那些惧怕法西斯的人们”。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一星期后，第一版即被抢购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一个月内连续重印三次，仍满足不了需求，仅在英国就销售了10多万册。到12月份，《红星照耀中国》已被连续再版达五版之多。1938年1月，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也刊印了《红星照耀中国》，刚一面市即成为当时在美国出版的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的最畅销书。约翰·费正清教授写道：“此书对那些处于劣势、侠盗式地活动在穷乡僻壤之中、神秘而可爱的人们，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写。那时，西方的纳粹德国和东方的军国主义日本已成为美国不共戴天的大敌，而东西方的共产集权主义国家尚未继德、日之后成为美国的死敌。因此该书得以在美国广泛流传。”当时，兰多姆出版公司每天收到近600张订单。
在中国本土，处于战火前线的上海，有一个文化界的救亡协会下的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外国记者发布中国的抗日消息，负责人胡愈之每天下午3时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层召开茶话会，发布消息。斯诺也正在上海并经常参加茶话会。由此，胡愈之结识了斯诺，他在斯诺寓所发现了戈兰茨公司寄来的《红星照耀中国》样书，便向斯诺借来一读。胡愈之一口气读完该书，“发现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由于不了解斯诺的底细，胡愈之便去找**上海地下党临时办事处的刘少文核实情况。刘少文告诉他，斯诺这个人是可以相信的。胡愈之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决定将它翻译出版。
在秘密组织“星期二座谈会”开会时，胡愈之与会员们商量翻译《红星照耀中国》一事，得到会员们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决定立即着手翻译。翻译出来后，出版上却遇到了很大困难，工厂在往内地迁移。他们想尽办法，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尚未搬走的一部分设备。临时召集失业的工人，但又缺乏资金，买不回所需纸张。他们又采取先发征订单，收取一定的资金购买纸张办法。这样收到了1000余本的预定金，问题基本解决了。工人们积极性非常高，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书全部印好了。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斯诺给予了帮助，解决了书中的一些难题，他还为中文版亲自作序。在出版社的名称和书名上，出版者确实费尽了脑筋。为了避免日寇和反动势力的追查，临时想了一个名称“复社”。书名则用隐晦的《西行漫记》，以避免国民党和日军的图书检查，因为文艺类名称容易掩人耳目。它也没有正规的发行渠道，靠群众自己办理，先发售书券，然后凭券取书。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西行漫记》在中国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代名词。后来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西行漫记》初版一销而空，接着再版了四次，受到极大的欢迎。随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在香港、东南亚华侨居住区都出版了许多的翻印、重印版本。至于部分刊载该书章节的就数不胜数了。海内外同胞争相传阅，奔走相告，群情振奋。正如后来胡愈之回顾时说道：“甚至可以说，它的译本在旧中国起了比英文本更大的作用。”许多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正是因为读了《西行漫记》才真正了解**，才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越过重重封锁线，奔赴抗日前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它唤起了人们的斗志，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必胜的信心。
乘着滚滚硝烟、熊熊的战火，《红星照耀中国》不胫而走，出现在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上。它被翻译成德、意、日、蒙古、俄、西、葡、印地、荷兰、哈萨克、希伯来等语言出版。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被介绍到世界各国，被广泛应用到反法西斯战斗之中；反法西斯的英勇精神被广泛传播。埃德加·斯诺也成了反法西斯战士们熟知的名字。“红星”照耀了中国，也照亮了世界，斯诺自己也成为人们敬仰的“星”。
斯诺的著作受到如此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这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作为作者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欢迎。斯诺自己也说：“《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着实使我感到惊奇。”
在美国，历史学家、著作家、评论家们在当时共发表100多篇书评。他们都极力赞扬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说它是“光辉的新闻成就”，“本年度的最佳书”；说斯诺是“我们这一世纪中作出最伟大个人贡献的新闻记者”；“是驻中国最勇敢、最富于进取心的新闻记者”；“是一代记者中的风骚”，“是左翼记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费正清指出：“《西行漫记》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国历史的记载作出了贡献”，斯诺是个“才华横溢的记者，成功地捕捉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会的范例”。“在全世界面临空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战斗力量”。
美国历史学家休梅克指出：“正是《西行漫记》使斯诺一举成名，成为人们必读书的一位作家，一位中国**运动的主要解释者。”美国左翼记者拉铁摩尔在为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作序时写道；“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
史威济和胡伯曼则说：《西行漫记》“毫无疑问是一本经典著作”，“要比学院派社会学者的著作有价值得多”。
其他书评则认为：“它对中国**运动的发现与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对报道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中国的光明未来和希望，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是多年来关于中国的一部最适时、最激动人心的著作；它的每一页都有意义，是近年来所有新闻著作的统领”。它“使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斯诺被誉为“本世纪新闻记者所施展的一个最了不起的绝技”。
斯诺成功了，写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受欢迎的著作，而且发现了中国的“真谛”。美国名记者斯蒂尔说：“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每个美国人都感到：迟早必须写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各种各样的作者把书写出来了，并宣称报告了中国的‘真谛’。然而，他们谁都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真谛’。”在国内外各界迫切要求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斯诺进行了极大的冒险，经过其独立思考，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斯诺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的作品“已超出了新闻学范围而成为杰出的历史篇章 ”。他不仅仅是作一般性的新闻报道，他的作品采用了报告文学的手法，有事实、有艺术，场面壮阔；像故事式的描述，生动活泼、情景交融，富有传奇色彩；加上作者把自己置身于其中，从而使人感到真实可靠。它既是对采访对象的报道，又是作者的亲历记，还有作者的独立思考与评析，浑然一体，别具一格。
对于巨大的成功和来自各方面的赞誉，斯诺感到幸福和快乐，并引以为自豪。但他非常诚实、谦逊。他说：“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都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西行漫记》不仅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也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的重视。对此，斯诺强调指出，西方政治家们之所以重视，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去拖住日本，不让日本去进攻西方的各殖民地国家。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证明中国**人不是‘匪’，而是为进行有效抗日提供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
《西行漫记》不仅具有极大的新闻时效性，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它真实、客观地记载了**领导革命运动的历程，以及见闻、评述；对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强烈的对比，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概貌。它在舆论导向上是极富指导性的，在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作了历史记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39年斯诺重访苏区时，**主席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特别介绍了斯诺，说斯诺是《西行漫记》的作者，其作品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的政策，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周恩来后来宁愿称斯诺为历史学家，而不称他为记者。
斯诺不是简单地作历史的记载，而是经过对亲历见闻进行独立思考，进行了历史的对比和历史逻辑的推断，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正确的估价，并预言中国革命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决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指出：“关于中国早期**运动的资料……为数甚少，是十分珍贵的”，“又由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和非法的状态，同时又遭到中华民国政府的重压，在那些年月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而且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到歪曲的正式报道”，而无法让外界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这样斯诺的著作成了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运动的必读书。在《西行漫记》（1968年版）的序言中，费正清又说道：“《西行漫记》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第一次报告了**及其同事们的连贯生平，而且为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前途未卜、凶多吉少、不为人知的运动，预见了光明的前景。”与斯诺同去苏区后来一直为**工作的马海德则评价说：“斯诺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在于他有观察历史的能力，并且能先于历史发展而对历史作出预见——这就是他在《西行漫记》中所从事的工作。”
《西行漫记》不仅在当时对中国和世界有巨大的影响，而且流传时间也长，经久不衰，直至现今人们仍喜爱它。在当时，从国家元首到外交官员、军人、实业家、传教士，到工农群众、游击队员、学者、青年学生、教师、演员，都被它吸引住。他们不仅阅读过它，而且为之感动。美国总统秘书连夜读完之后，向罗斯福总统推荐。罗斯福读完之后颇为赞赏，并亲自推销斯诺的著作。由此，在大战期间，他三次召见斯诺，向斯诺垂询各种关于中国以及其他战争中各有关国家的问题，并要求斯诺向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许多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阳早、韩丁、耿丽淑、杨大卫等人，都是在读过《西行漫记》后，为他所介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的业绩、主张所感染，从而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继而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奔赴中国抗日的敌后战场，献身于中国的正义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白求恩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斯诺的著作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进步人士，也影响了青年人，他们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抗日战场，也影响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人，他们从中认识了**，投身于她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抗日战争时期，斯诺曾自豪地写道：抗战爆发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在什么地方突然碰到一位年轻人，胳膊下挟着一本未经申请而偷印的《西行漫记》，询问我如何才能到延安去学习。在一个城市，一位教育委员向我走来，诡谲地要求我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延安抗大。在香港，一位富有的银行老板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使我大吃一惊。望着他儿子周围优雅舒适的环境，我说，令郎在那儿要睡土坑，要自己做饭，还要自己洗衣服。他回答说：“是的，那个我懂！不过，如果他继续待在这儿，他迟早要去为日本人洗衣服！”
当斯诺在苏联、东南亚、非洲等地采访时，他发现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反法西斯战士们从他的《西行漫记》中学会了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他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阿基·斯提里说：“埃德加的书为未知打开了门户，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思想。”是的，随着斯诺成功地打开了通往红色中国的大门，越来越多的西方进步记者、作家步其后尘到达**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有史沫特莱、海伦·斯诺、斯特朗、斯蒂尔、爱泼斯坦、拉铁摩尔、贝特兰、王安娜、白修德等。他们中的后五位承认，正是斯诺的举动和他的著作影响了他们，他们把斯诺称为老师。他们写出的有关**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进一步报道，与《西行漫记》交相辉映，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活动与根据地的政策及主张在世界上的影响。正是他们的不断报道，引起了英美盟军的注意：认为敌后抗日军民是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前线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美国海军军部人员伊万斯·卡尔逊上校要求老朋友斯诺协助他访问延安。在斯诺设法把他送到延安，经过一番考察后，卡尔逊也被延安的**人吸引住了。三个月后，他离开游击区时，他认为必须以他的见闻去唤醒美国。后来他还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组建海军陆战特别行动队在黄海登陆，协助八路军作战。由于美方海军的上司的反对和杜鲁门总统的上任，他的设想没能实现，由此辞去军职而从事写作。
后来，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力主增强敌后战场的抗日力量，促成谢伟思等人组成美**事考察组到延安考察。谢伟思等人考察后也得出了中国的最后希望在陕北的结论，使斯诺的预言进一步得到证实。
美国一个学生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有关中国的报告。哈佛大学的西奥多·怀特听取导师费正清的意见，决定去中国“做斯诺所做的事情”。
《德里和海盗》主编利用《西行漫记》中所描写的背景材料和人物原形，绘制了卡通连环画。
在当时的美国对斯诺惟一的批评是来自美国**人。他们认为斯诺的书中有指责共产国际的文字，而且不赞成中国**的革命道路，认为中国道路与苏俄十月革命模式截然相反，因而不赞成斯诺在书中的观点。
《西行漫记》中也确有不足之处，因为斯诺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掌握有关材料，况且他还没有采访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正如斯诺自己后来所说的：
“该书中有事实上的出入，有判断分析上的不足，甚至错误。”在后来的再版中，斯诺订正了一些史料。但毕竟是瑕不掩瑜。
约翰·汉密尔顿曾给斯诺这样的评价：“《红星照耀中国》确实是一部丰碑式的作品。这本书也有缺陷，但不足之处不能掩盖它的总的成就。斯诺的报道有坚实的事实依据，他的浪漫主义理想和将**当做同伴的态度也是写好此书的原因。”这是“其他墨守成规和自命不凡、玩世不恭、冷嘲热讽以及怀疑一切的记者进行新闻报道所无法比拟的。”
“它所记载的历史是一笔有保存价值的财富，是理解早期中国**运动，了解**、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了解长征的基本材料。这本书比后人所写的同类书总是更有价值。因为它不仅具有正确性，而且还有对中国事业发展的预见性。”
时至今日，世界各国还在不断地再版《红星照耀中国》，人们一再地研究、阅读它。它不仅仅作为历史学工作者的案头研究资料，而且是新闻史、新闻学的一个里程碑；是新闻著作之经典，为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