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经济危机浪潮席卷欧美日各国。为摆脱危机，转移国内人民视线，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政争迭起，殖民扩张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成为西方各国转嫁经济危机的直接方式。日本趁英美等国忙于解决内部事物之际入侵中国，它吞并东北，炮轰上海，裹挟热河，蚕食华北。德国希特勒上台，法西斯阴云密布欧洲上空。中国内战不已，军阀纷争，民不聊生，匪盗猖獗。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思想界、舆论界、政治家都在思考着。为寻找出路，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两种思潮和运动，即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运动，**与**运动。与之对应的是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产主义浪潮。斯诺生逢其时，处于世界动荡的浪潮之中，身为记者，又处在浪峰之上。这个深受美国人民早期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统一、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富有正义感的美国青年，将自己置身于灾难重重的中国人民之中，悲伤其悲伤，快乐其快乐。
此时的斯诺在个人生活中有悲也有喜。游历印度、缅甸，患了严重的疟疾和痢疾，回到中国时尚未痊愈，身体虚弱。旅途中被骡子踢了一脚，膝盖肿痛，行走像瘸子。尤其是祸不单行，惊闻母亲辞世使斯诺悲痛至极，他悔恨不已，漂泊在外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孤身一人闯荡异国他乡，不免感伤，情绪低落，心绪惆怅，雪上加霜，斯诺在精神上承受着重负。身心不愉快时，又遇上中国长江洪水成灾的惨景，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斯诺非常懊丧。所有这些，给这个寻找“东方魅力”的年轻人泼上了一盆冷水。
所幸的是，在斯诺处于苦闷之中的时候，“丘比特”并未遗忘这个漂泊的游子。1931年10月，一艘美国远洋轮“林肯”号送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海伦·福斯特。她身材修长，有一双闪烁的蓝眼睛，楚楚动人。她比斯诺小两岁（1907年9月21日生），海伦出生于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自然科学系主任，也是一名律师。海伦精力旺盛，好学善问，人们习惯称她为“佩格”。她与斯诺一样，喜爱文学，在少年时就有当作家的梦想。海伦是作为美国派来驻沪领事馆的女秘书而到中国的。一到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就把斯诺介绍给她。他们在上海一家名叫沙利文的咖啡馆相见，由此，斯诺一见钟情。第一次见面，海伦就给斯诺一个惊喜。她把斯诺从亚洲发回到美国的报道文章剪贴收藏，并带到中国来了。一见面，她就把它拿给斯诺看。这使斯诺感到莫大的安慰，对精神不振的斯诺来说犹如久旱遇甘霖，滋润了心田。见到海伦，斯诺感到她就是“他所熟悉的那种好像就住在隔壁的女孩子”，这是斯诺离开堪萨斯城后第一次见到的这种女孩子。斯诺对海伦的第一句话是“你叫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海伦从故乡来，使斯诺有他乡遇知己的兴奋之情，消除了孤独寂寞和思乡之情。两人交往日益增多，经常一起漫步上海外滩，情意交融。但海伦不想过早结婚，她立志要在25岁前周游世界，并出版一本书，而且只准备在中国呆一年时间。然而，她也与斯诺一样，计划自然被打破了，她留下来了，并与斯诺结婚了，真叫“千里姻缘一线牵”。
海伦与斯诺之间的爱慕之情悄悄产生了。在斯诺患病住院期间，海伦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斯诺感受了爱的温情。一次，他们在北风萧萧的黄埔江畔散步时，斯诺正式向海伦求婚，海伦同意了。于是他们商定在1932年的圣诞节结婚。宋庆龄为他们举行庆宴，在家中设广东菜家宴，并送给他们一个咖啡壶以示祝贺。按海伦的要求，婚礼仪式要在日本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馆举行，然后去南洋作蜜月旅行。因为海伦认为当时的中国卫生太差，而日本好些，城市也漂亮些，再则想去日本看一看。当他们赶到大使馆时，只差几分钟就要闭馆了。婚礼仪式很简单，由斯诺在上海时的朋友当时的驻日使馆人员约翰·阿利亚森安排并充当男傧相。
蜜月旅行从日本到台湾、婆罗洲、塞利比斯、爪哇、巴厘诸岛、新加坡，再回到中国，沿中国海岸各港口停停走走。他们还特地去了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香山，他们考察了旅美华侨的故乡。最后他们去了北平。旅途中，他们读书、讨论、畅想，采访报道新闻。在香港正好遇上肖伯纳来港讲学，他们拜访了他，并听了他的演讲。
蜜月过后，斯诺携新娘去北平。当时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爱德华·亨特已前往欧洲，于是协会决定由斯诺前往北平接替其职位。1933年3月，斯诺到北平赴任。他们在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幢房子住下来。他们在这个美丽的故都生活了五年。斯诺笔下的北平城是：“亚洲最壮丽、最有趣的都城。它是一个具有差不多三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的文明中心，它的内王城有着若干宽敞之美，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古宫殿建筑，给人以一种古代风习感。”“它不同于上海，北平及其郊区是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只有东交民巷例外。”而这里的外国人也“不同于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大多数都对中国具有研究者或学者的兴趣。在那里，纯粹是为了赚钱的人是比较少的，哪怕是做生意的人，也得学习中文，因为走出东交民巷，欧洲语言就很难通用了。”上海有的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十里洋场；而北京有的是奇珍异宝的古董铺和富丽堂皇的宫殿。在北平城里住着的是退职的官僚和退役的军人，还有学者、僧人、古董商人、人力车夫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学生。住在北平的西方人，主要是从事教育、艺术、外交和新闻事业的工作者。
斯诺夫妇安家北京后，开始了他自己认为的“介于新闻与学术之间”的生活。有时外出采访。为统一新闻协会写新闻报道，而更多的是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为斯诺提供了世界政治、经济斗争的许多现实材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刊报纸，有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而这些材料全都是用英文写就的第二手材料。这些二手材料是通过剪接的，并且是带倾向观点的，使斯诺感到不全面而不太可靠，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问题。为此，斯诺得想办法去接触第一手资料。
在中国住了50年的老“中国通”、汉学家——L·C·阿林顿对斯诺说：
“斯诺，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国，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精通她的语言。”而在当时，外国人学中文是件稀罕事。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自视高贵，看不起中国人，也贬低中国文字，甚至认为“学习中文会伤害大脑神经，那些极少数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会被看作怪物，背后遭到人们的讥笑”。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不顾讥笑，斯诺毅然接受了汉学家阿林顿的忠告，开始学习中文。只有学会中文，才能直接去与中国人交流，深入内部去探索中国社会，完整而确切地、不带偏见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才有对中国问题的发言权。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尤其是印欧语系的人，要学好汉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汉字是方块字，读音有声母、韵母，语言声调有“阴、阳、上、去”四声；有文言文和白话文，同音词、近义、同义词；还有地方方言。书写工具有“文房四宝”，当然此时亦可用现代的笔。斯诺迎难而上，在阿林顿的鼓励下，拜一位满族老师为师，认认真真地学起来了。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斯诺也确实感到中国语言比较难学，“我没有语言方面的天资，而欧洲语言对于学习中文又无帮助。在失望与忍耐的交织中，大部分得力于我的满族老教师的指导。我终于学到了足以应用的国语，使得我得以在简单的交谈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了解别人的意思”。
斯诺学习中文时断时续，是在工作之余进行的，可他越学越有兴趣了，他说：“我给精细巧妙的中文迷住了。”他学会了近1500个汉字，他自己认为：“这已使我能够阅读一些白话文作品了，我不完全是一个‘瞎子’了。”
正当斯诺学习中文刚入门了的时候，他失业了。由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大萧条，统一新闻协会的财政吃紧，斯诺到北京后的第二个月，他的薪水就被减少了，到年底他就被辞退了。斯诺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固定收入来源没了，只有给《纽约太阳报》的专栏周报投稿的微薄收入，而这仅够付房租。斯诺被迫为生计奔波，他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等大报社写求职信，均未能如愿受聘。此时，一位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报酬可观的工作：为美联社做一名跑日常新闻的驻华记者。工作要求是24小时坐在电话机旁，事无巨细，均要报道，而且一定要抢在别的新闻报道发出之前，并且不得在别的报刊上发文章 。收入可观，可限制太严，斯诺不喜欢这种性质的工作，太限制个人的自由了。他喜欢“随意进行阅读和研究，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中发现新闻”的学术加新闻式的生活。
现实是严峻的，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起码的生计都成为问题。斯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准备孤注一掷。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存款从银行取了出来，准备到跑马场去赌一把，如果赢了一把，那他就不去美联社；如果输了，那就只得老老实实为美联社工作了。海伦忐忑不安地跟在斯诺身后往跑马场走去。随着发令枪声“砰”的一响，比赛开始了，在两轮赛马中，斯诺下注的马跑在第一位；幸运之神又像1928年在股市一样降临了，斯诺奇迹般地赢了1000多美元。斯诺兴奋地大叫起来了，“啊哈！美联社，我们拜拜了”。海伦拉着斯诺的手离开了跑马场，她要求斯诺“只要你不再去跑马场这样的地方，我宁愿饿肚子都行”。他们来到餐馆饱食一顿，回到家里安心于“新闻加学术”的生活。
真是好事成双，没过几天，斯诺又意外地收到一封被耽搁了一个月的由美国保守的《星期六晚邮报》寄来的信。信封开了一个小口，他俩开始以为是一份广告，斯诺问海伦：“是你订了邮报吗？”海伦感到莫名其妙。打开一看，竟是一张支票。他俩“对上苍的开恩感到诚惶诚恐”，这是怎么回事呢？“肯定是搞错了”，可能是打字错误，把75或是7.5写成了750美元。他们赶紧坐上黄包车去银行兑现，看看是不是搞错了。结果没错，这支票是750美元，而且是给斯诺的。隔了几天，斯诺又收到《星期六晚邮报》主编乔治·霍勒斯·洛里默的一封信，信中对支票一事作了说明。原来是《邮报》付给斯诺的稿酬，《邮报》采用了斯诺的游记式的长文《西方威望的衰落》。该文记述了旅途所见，评述荷、英帝国主义的衰败及在东方影响的下降；而日本却在亚洲崛起，并渗透远东各国。斯诺收到《邮报》主编的长达六页的信比收到一张支票还兴奋。洛里默亲自审阅了斯诺的文章 ，并欣赏斯诺的才能，要求斯诺继续为《邮报》撰稿。斯诺发出文章几个月了，没有反响而早把它忘了，没想到《邮报》采用了，而且稿酬那样丰厚，还可以与《邮报》建立合作关系。这里有海伦的一份功劳。当时斯诺准备将文章寄往《纽约先驱论坛报》，海伦劝他不要总往固定的报社投稿，试一试投向保守的《邮报》，结果成功了。《邮报》此时也想扩大自己的影响，也想有来自海外的报道，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此后，斯诺定期向《邮报》写报道文章 ，在40年代还成为该报的副主编。正是《邮报》的优惠条件，支付斯诺去想去的地方的所有旅差费，斯诺跑遍了世界各地。斯诺在为《邮报》工作期间，累计得到的费用大约有25万美元。
斯诺虽然失去了新闻统一协会的工作，但在跑马场赢来的钱加上《邮报》的稿费，足以维持夫妇俩一年的生活费用。加上斯诺又为《伦敦每日先驱报》、《纽约太阳报》等多家刊物撰稿，经济上就不用犯愁了。
不久，斯诺搬家了，在北京西郊，靠近燕京大学的海淀区军机处八号租了一栋别墅。房东是一位燕京大学毕业、信仰基督教的中国银行家。房子大得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房子呈“U”字形，半中半西式建筑，还带有一个一英亩的花园和一个小型游泳池；站在房子里的窗口边可以观看颐和园和西山的美丽景色。因为斯诺与房主相识，房租的价格也低得出乎他们的意料，每月只需40美元。在这附近是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居住的多是些中国学生、教授和外籍学生、教师。这些人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学术氛围，加上环境优美、静谧，是一个学习、读书、研究、写作的好去处。中国人优美的北京话，也是斯诺学中文的理想语言环境。斯诺夫妇自得其乐，过着悠闲的生活。
1934年春，斯诺被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燕京大学校刊》报道：2月9日，燕大教职员交际委员会在临湖轩设茗招待新闻系和社会系新到教员。其中有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雪·思诺”。斯诺对这个汉译名不满意，自己给换上一名字“施乐”，取意“好施乐善”。并特意到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刻上一枚隶书方章 。在中国时他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员中有一半是英、德、美各国的通讯社驻华记者兼任的。斯诺讲授的是选修课“新闻特写”和“旅游通讯”。他给学生的印象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个谦虚好学的有学问的教师；他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好沉思，具有学者的稳重态度。萧乾、张文定等回忆道：
“他第一天上课，讲话就很别致。他说他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说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上课仿佛不是在讲学，而是在和学生谈心。他喜欢询问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善于运用启发式教育。”学生们在斯诺身上看不到“教气”，而是和蔼可亲。因而斯诺很快成为学生们的益友。像黄敬、龚澎、黄华、姚依林、龚普生、陈伯翰等成为斯诺家的常客。斯诺利用自己是美国人的特殊条件，收藏了许多被国民党政府规定的**。斯诺发现在中国“192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都遭到官方查禁。许多学生甚至因为藏有《战争与和平》等书而被捕。**扩大到德莱塞、肖伯纳、考德威尔等一长串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斯诺拥有的政府**中，有苏联小说，有反映中国红军的小册子，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这为进步的中国青年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学生们争相阅读，其中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就是受青睐的作品之一。斯诺与他们一起交谈，他经常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与学生们共同关心中华民族危亡、国家存毁的问题。斯诺的家被学生们称作是一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斯诺感觉到“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一股激进主义浪潮乃在那里翻滚”。
这位美国新闻学教师有机会接触中国的爱国进步青年，而这些青年则把斯诺作为良师益友。他在教学上循循善诱，特别注重新闻原则与方法的教学。他告诫学生无论是写报告文学还是新闻特写，都要求真求实，不受成见或偏见的干扰；在掌握事实以前不可先有定论；调查研究是基本功，不可道听途说，必须实地采访；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勇于提出有事实依据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坚持做到：保持冷静的头脑，不畏强权，不抱偏见，一心求真。在课外写作实践中，他还给学生以具体指导。斯诺自己是这样教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任教期间，斯诺既当教师又当学生。他直接接触学生，考察了中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尤其为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热情所感染。他们不满社会现状，艰难抗争、挑战的勇气，使斯诺看到中国的希望并为之欣慰。他说：“使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人，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他们是如何生活？”斯诺坚持学习中文，就是为了能够彻底了解中国，能够直接阅读文字，直接与中国人交流思想。
斯诺在游历、采访中遇到的难以理解的问题，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他要从理性方面去寻找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答案。他像一块干海绵投入燕京大学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去吸收知识海洋中的信息。他广泛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运动的书籍，搜寻有关中国**的资料。尽管有关中国**的资料是极其零碎、不准确的，但他要探寻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在斯诺潜心探索时，在燕京大学内有一部分师生认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有的教授甚至公开夸耀墨索里尼的青年运动，赞扬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法西斯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能不能救中国，蒋介石政府会将中国引向法西斯主义吗？斯诺又仔细地研读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著作，搜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资料，并与师生们展开讨论，还作了反法西斯的演讲。海伦帮助斯诺散发了许多反法西斯的资料。她说：“我们痛恨纳粹的一切，我和斯诺认为，北京应成立一个反法西斯的组织。”
后来，斯诺说道：“正是法西斯分子的疯狂叫嚣，使我成为一个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法西斯主义和**两者之间，我的同情是在**一边的，我的同情**，与其说是爱她的朋友，不如说是憎恶她的敌人。”针对国民党政府封锁新闻、钳制思想、迫害青年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的行为，斯诺写了《中国的新闻检查》一文，指出：“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与复孔，只是为着把中国人民的思想纳入南京统治者规定的轨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日本人写的书和赞扬法西斯主义的书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禁止阅读甚至烧毁大批进步书籍。法西斯独裁**对中国人民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激起知识界的反抗。我坚信：人有权获得均等机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从社会的最大意义上讲，个人自由不一定与民主政治形式发生矛盾。正因为斯诺有这种思想倾向，他直接参与和支持了青年学生抗日反蒋的“一二·九”运动。
经过两年的“学术加新闻”的生活，斯诺从宋庆龄和鲁迅那里开始认识中国，从左翼作家及其作品中看到了“健康的骚动”与活跃的中国，同时也找到了另一支充满生气和希望的力量。斯诺成为了这些中国人的同盟者，“我们站在爱国青年一边，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海伦如是说。斯诺则说：“当一位为你所爱的女子正在遭受侮辱时，你是不可以袖手旁观的。北京就是一位美好的女子。”
日本侵略者占据满洲、入侵热河、觊觎华北，蚕食鲸吞，咄咄逼人。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与日本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协定》；还准备适应日本的要求，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政府而设立所谓“政务委员会”，实行“自治”。国际联盟则熟视无睹，甚至采取绥靖政策，助纣为虐。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靠政府而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靠国际联盟更无望，那是将命运从一个强盗手里转交另一些强盗，中国将怎样？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再也坐不住了，积蓄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反侵略力量终于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怒潮，发动了一场反侵略的爱国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
斯诺与海伦直接介入了这场运动，自始至终置身于中国社会这场时代的洪流之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第一个贡献。可以说，他俩在这场运动中起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在中国国内外的法西斯势力日益嚣张，斯诺与中国青年爱国者一样，常常自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中国驻守河北的第二十九路军将领宋哲元在日本的威胁恫吓和南京政府的指示下，准备向日本屈服，建立适应日本要求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为日本控制的第二个“满洲国”。所有的有关消息，中文报纸不允许登载，而斯诺和其他西方记者却能设法避开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把消息发到欧美去。爱国青年学生风闻此事后，便向斯诺探听此事是否确实。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兆麟与王汝梅（黄华）、陈伯翰等进步学生来到斯诺的家里，证实确有其事后，他们共同商讨对策。斯诺夫妇给学生领袖们出谋划策给他们以鼓励：“十七年前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不是拯救了中国吗？如果你们青年依然活跃，再来一次，全国人民将奋起而支持你们。”学生运动的领袖们很赞成斯诺的想法，而斯诺则答应他们，如果学生起来示威，他将发动其他西方记者到现场去采访，并予以充分报道，把消息传遍全中国，传向世界，并建议运动发起时间最迟不超过10日。他们商定在12月10日前发起抵制性的示威运动，给中国政府当局和日本侵略者施加压力。斯诺的家自然成了“一二·九”运动的秘密筹划地。起事前一天晚上，斯诺和海伦连夜赶抄学生们所提出要求的译文：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结束内战，团结各党派一致抗日救国，动员和训练群众；给人民民主、结社和出版、言论自由等。同时起草并打印给宋庆龄的求援信和发往外国报纸的新闻稿。
12月9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伪独立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散发宣传品，冲破军警与警察的阻拦。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的侧旁，有一群外国记者跟踪采访。他们是斯诺和海伦事先约来的英、美等国驻华记者，有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美联社的吉米·怀特、《泰晤士报》的C·M·麦克唐纳、《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中国警察意料不到还有西方记者也在队伍里。记者们一边拍照，一边跟着喊口号，海伦对着警察叫喊着，“巡警站到学生一边去”。采访记者和摄影记者一起围拢上来时，警察原准备对游行示威者开枪，现只好对空放枪，以免引起外事纠纷。
斯诺把所目睹的一切都拍摄下来了，当天就向美国《纽约太阳报》发出专电，成了独家新闻：“中国又一次五四运动”。其连续报道在英美报刊上均以头版刊登，并配以醒目的标题。斯诺那真实、生动、公正的报道，像闪电划破漆黑、寂静的万里长空，冲破中国当局的**；把中国爱国学生英勇斗争的消息传遍世界，引起了全世界进步学生和青年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以致世界学生联合会（总部在巴黎）发起、组织“世界援助中国学生周”活动。斯诺和其他记者的连续报道，使中国国内的一些中英文报纸、刊物也无视中国当局的新闻禁令，抢发消息。新闻舆论的传播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使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闻讯行动起来了，爱国示威运动席卷全国。一周后，北京第二次、第三次示威运动展开。之后，青年学生们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工厂，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全国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
斯诺的家又成了爱国学生们的避难所，示威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为躲避当局的追捕，一些学生来到斯诺家。斯诺夫妇给予他们极大方便，并设法使他们离开北京，或是把他们打扮成乞丐，或是帮他们装扮成商人，以通过哨卡。
斯诺来到中国八年来，第一次看到举国上下，群情激愤，亿万同胞，热血沸腾，奋起抗争，发出怒吼。他看到在游行队伍中有“中国的店主、家庭妇女、工匠、和尚、教师和商人，他们在街上向学生喝彩，人力车夫喊着口号：‘打倒伪独立运动！捉拿卖国贼！’甚至有些警察同示威者一齐高喊口号。”当示威学生用血肉之躯冲击西直门时，斯诺见一位清华大学女生——陆璀勇敢地冲向城门，而被宪兵毒打并逮捕，便悄然上前去对她进行现场采访。他问她为什么要游行示威，能否达到目的？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相信人民大众，只要把人民大众唤醒起来，中国就不会亡……。”斯诺迅即被警察拉开，他们要把陆璀带走，他和其他几位记者以保护人权的名义向警察提出抗议。后来陆璀被释放，到斯诺家养伤一个多星期，斯诺亲自掩护她离开了北京。斯诺后来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斯诺又增强了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使他
“从中国青年人的政治胆识中懂得，历史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同时，斯诺自己也认为，“这种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了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素”。“学生抗议运动是结束中国不抵抗政策的开端”。斯诺后来评论道：“国民党在这个国难时期没能起一点指导和鼓舞作用，这是极大的失败，使它自己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在以后具有决定性的年代里，这种情况把数以百计的最能干的、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成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的旗帜周围。”
对于学生运动，“学究式的历史学家是漫不经心的”，斯诺却为此倾注热情，给以帮助和支持。正因为如此，南京政府对斯诺的所作所为不满，第一次吊销了斯诺的外国记者特许证，好几个月内，斯诺只能通过别的途径来保持对外报道工作的继续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