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观察一般观众的反应时，他感到了欣慰。一周后，他带着全家飞赴法国。12日在巴黎歌剧院隆重献映《香港女伯爵》。大群热情的法国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向着他们欢呼，乐队甚至吹奏著名的意大利进行曲《阿依达》来迎接。影片放映中的笑声和结束后经久不息的掌声，说明法国的观众和大部分影评家是认可而非出于礼貌，才这样对待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的。当然，总的来说，该片缺乏卓别林影片所固有的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卓别林当然意识到了自然规律的无情。当记者们问他今后的计划时，这位78岁的老人说，他不会再在一部影片里当主角了（他已经这样做了）。他说在银幕上美感是很重要的，他早知道自己老了，已完全失去给自己化妆的兴趣了。但他不放弃做一位电影艺术家，因为他腹中还有成叠的剧本。他想好好导演一部新的影片，让他的孩子来演，因为他的孩子们都有这方面的天分……
卓别林确实是老了，也正是由于他走过了78年的人生旅程，他才具有艺术哲人的风范。索菲娅·罗兰在她的自述中，专辟第15章 “必须学会说‘不’”来回忆她心目中的卓别林：
有某些时刻是永志难忘的。“罗兰小姐，电话。查尔斯·卓别林先生找你。”查尔斯·卓别林？找我？从我的少女时期起，他就是我心目中笑的巨匠啊。当年在萨契诺电影院的漆黑天幕上是一颗多么遥远的星星啊。在那些阴沉悲惨的日子里，查理带来了欢笑的闪光。他穿着冰鞋，甩掉警察的追捕，扭动他的小胡子，飞速转动他的手杖，把鞋带当作通心粉来享用，使波祖里的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大笑不止。他是我崇拜的偶像。
……要在查尔斯·卓别林导演下工作……这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查理的导演方法……是身教重于言教。作为一个卓越的演员，查理用表演来阐明他的意图要更有效得多；别的导演絮絮叨叨说了一大串，还不如他摆弄片刻来得清楚。
我是崇拜查理的，我真诚爱戴他……
卓别林知道索菲娅也是出生于贫民区的，他常常向她回忆自己的童年、讲述自己少年的梦想和自己的奋斗，以此鼓励晚辈要有雄心壮志。作为艺术家不应随波逐流，而应该忠于自己和生活。他说：“你有所求，故能有所得。如果这个世界与我难以相处，那就必须改变这个世界。”“一切艺术无不致力于生活这一最伟大的艺术。”他的质朴话语中蕴含哲理，常使索菲娅感到振奋“不要害怕对抗，即使当两个星球相撞时，也会在混乱中诞生出一颗星星。”
索菲娅在自述中谈到卓别林给予她的温和忠告“你必须克服一个缺点。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生活异常美满的女人。你必须学会一件事，也许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课，你必须学会说‘不’。你不会说‘不’，索菲娅，这是个严重缺陷。我也很难说出口，但我一旦学会说‘不’，生活就变得好过多了。”
她说：“《香港女伯爵》不太成功，批评家们说它老式化，卖座成绩很惨，影片的失败使卓别林很伤心，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影片，假如它获得成功的话，他也许会再拍几部的。至于我，那是一次成功的经验，因为他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人，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在以后的年月里，卓别林在家中编写一部名为《怪相》的影片，打算让二女儿维多莉亚主演。但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尽管在1974年出版的他的《我的从影生活》画册中还宣布要拍，但精力身体已不允许这位执著的艺术家再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