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鬼不晓而"不必败"的侥幸之心，而不克制自己贪婪之欲念，结果胆子愈来愈大，无所不为，在罪恶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以"至于败"。对这类事情一定要"戒之在初"。如果等到贪赃后害怕事情败露而"役用权智"，竭精殚智地加以遮掩蒙混，即使有幸得免，又怎么可以能和"初不为之"相比呢？
吕祖谦的这些观点，不仅是混迹于封建官场的"持身"要求，而且其中含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在整顿治理经济环境，加强廉政建设的今天，它仍然闪烁着明哲之异彩，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慎"，谨慎小心之谓。封建官场人情险恶，稍不留意，就会招致不测，故而要"持身"于祸福变幻不定的封建官场，不仅要廉洁，而且要谨慎处世，小心从事。吕祖谦曾告诫其门人戴衍："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以防中伤。不可不至谨，不可不洋知也。"②"慎"归纳起来有四点要求。
（一）、处理公务要尽心尽力。"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①不管大事小事都要认真对待。"事无巨细，皆详考"。在非原则问题的处理上，不要固执己见，而以遵从或采纳上司、同僚意见为好。至于有些事情碍于情理，实在无法执行他们的意图时，必须立即向他们解释清楚，以免产生误会，造成仇隙。"遇事不可从，不当时说明，误人指拟，以致生怨。"②
（二）、公文严谨清楚，不能任意涂改。他说：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种好伪，不如一实：反复变诈，不如慎始，防人疑众，不如自慎；智数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为官事君应该"诚心"、"不欺"。
而"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一则与此道相悻；二则可能给别人中伤自己的可乘之机；万一张扬出去，于己极为不利。因此与其后来"百种好伪"，"反复变诈"、"防人疑众"、"智数周密"，倒不如一开始就慎重其事，"文字历引之类"都清清楚楚。
（三）避嫌。在官场上走动，同僚、部属相互赠馈之事，时有发生。对这类涉及人情世故之事的处理也要慎重。如果为了邀清廉之名，对于他人的赠馈，一律拒绝，未免不近人情，也容易因此得罪同僚和部属。例如水果食品之类的馈赠，不妨接受下来，但要立即回赠他物，以尽礼尚往来之意，除此之外，"余物不可受"。在接受一些有包装的礼物时，为防人生疑，可以"当厅对众开合子，厅子置簿抄上"，这样既照顾了赠馈人的情面，又避免了人的误会。如果是身为掌管钱财物品的官员，更应处处小心，时时关防。
切忌"点检仓库不先与长官商量"，以免桃李之下的嫌疑。范育在作库务官时，为防备别人的怀疑和诽谤，而将随行的箱笼都放在官厅上。对此，吕祖谦极为赞赏，他说："凡若此类，皆守官所宜详知也。"要求其门人出仕者以此为榜样。
（四）、不要接非其人。为官总免不了要与人打交道，但千万不要接触① 《文集》卷10《舍人官箴》。
② 同上。
① 《文集》卷10《官箴》。
③ 同上《舍人官箴》。
"巫祝尼媪之类"的人物。他说："当官者凡异色人，皆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温之类尤宜疏绝。"更不能"容尼温之类人家"。在封建社会中，出仕者皆为男性，要避免好色之嫌，则不宜与异性接触，而"尼媪之类"乃无夫之妇。故而"尤宜疏绝"，不能让她们往家里走，授人以攻讦的口实。
如果将吕祖谦的这些官箴全部付之实践，未免有些做作，但是在充满勾心斗角、互相猜忌成风的封建官场中，进行必要的自我保护，乃是非常必要的。
勤。吕祖谦认为无论是京官还是外任，都应该做到"职分之内，不可情榆"，尽一切可能将本职工作做好，否则即为"旷职"。对待官事要像对待家事一样，"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尽也。"吕祖谦这样说：前辈尝言小人之性专务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当官者不可询其私意，忽而不治。谚曰：劳心不如劳力，此实要言也。"①"劳心"者是指坐而论道，只说不干，或是脱离实际的闭门苦思冥索。而"劳力"则是亲自动手去做。
吕祖谦这个观点不仅是较为正确的为官之道，而且还附有更广泛的意义。它是处理其他事务都必须遵循的原则。至于他所说的"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的拖拉疲沓恶习，也不只是为官之忌，而且也是所有欲有所成就者的大忌。
因为吾生待明日，万事成磋跎，乃千古不易之"要言"。
三、曲从尊长、思不出位
官阶，不仅是官员们政治身分的标志，领取俸禄的依据，同时也是尊卑贵贱等级名分的直接体现，故而官场中的人特别看重官阶的区分，界限严格，标志明显。官阶高低上下，使得"出仕者"的服装、车马迎异，甚至连坐向也有上首未座之讲究。身为官宦世家之子弟，本人又亲身长期沉浮于官场，吕祖谦是深知其中三味的。他认为维护官阶就是整饬封建纲纪。提倡对"尊长听命"，只要不与封建主义原则严重悖忤，下属就要"曲从"，而不能有所违背。吕祖谦指出如果容忍"豪猾玩官府，郡县忽省部，掾属凌长吏，贱人轻柄臣"的局面长期存在，势必要形成下不服上，贱不尊贵的严重后果，一旦天下发生不测，封建国家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君主也就失去"长吏"、"柄臣"的强有力的支持。君主至尊的政治体制就失去了坚实而庞大的基础力量。因此，吕祖谦强调：寻常丞、薄、尉，视长官为等辈差定验之类，往往多玩习慢易，殊不知此事乃国事，非长官事。①他认为部属（"丞"、"薄"、"尉"）与上司（"长官"）的官阶是有严格等差的，不能对这一等差采取"玩习慢易"的态度。部属对上司的"曲从"、敬服，并非只是对长官个人的尊重，而是对封建纲纪的维护。故而他将小吏或品级较低的官员"与监当。巡检"等长官在一起议事"坐不依官序"②作为禁条之一，要求出仕者遵从。
由于官阶的不同，产生了同是封建官场中人的尊卑之分。吕祖谦认为这个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故而位卑势微的下级官吏必须安分守己，不能要求显① 《文集》卷10《官箴》。
② 同上。
官达贵的礼遇与相知。
初六相应而相亲者此常理也。恒之初（小官吏）与四（朝廷重臣）时位不同，则不可以常理论。何者？初在下而贱，四在上而贵，而叉有二三间于中，当自安分可也。初六不达夫势利之分，区区责人之应已而以常理待人，四又以尊贵居上而不与之应，此其所以凶也。交游亦然。始也，相亲相应亦固其常。自夫一贵一贱之分而势位异矣。苟不知势之异，劳精神以求其应，则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最当玩味。大抵人心责已轻，责人深，不知势位之既分。而以始交之心求之，故言始求深也。③同为一朝之臣，彼此"相应而相亲"，这是常理。但也有例外。它不适用于品级极高的柄臣与品级很低的初仕者的交往中，这是因为"一贵一贱"，双方的权势和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中间官阶相隔许多。即使两人开始关系殊深也不行。"在上而贵"者多以"尊贵"自处。他们不屑与"在下而贱"的初仕者交游。故而彼此不能"相应而相亲"。如果"在下而贱"者费精劳神，以"常理"或以以往关系甚深为由，要求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臣显贵与己"相应而相亲"，这就是"不达夫势利之分"，只能自讨没趣。
同时，在下者由于位卑势微，也不要指望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作为，有作为是在上者的事。
大抵在上之人，有势有位，犹可以有为，既处卑下，居贫贱而恃其强壮，躁于求进，信乎其凶也。①依照官阶和除命，每个官员都有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和权限。吕祖谦认为凡属自己职分之内的事，哪怕这一职务是暂时性的，也必须尽心尽力去做好，不得有半点的"惰媮"。
人一时权职，不宜引嫌，便当以正官自处。且如宰相作知州，承务郎作通判，时暂权州，便当以知州自处，但不可妄有支用耳。②出仕者的势位和权限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势位和权职的变迁，出仕者的政治地位等也随之更改。如果有时担任临时职务，不要引以为嫌。比如以前虽然是宰相，现在只是知州，就只能以"知州自处"。或只是承务郎而任通判，临时任权知州，也必须以"知州自处"，做好知州职务内的事。但不能"妄有支用"，即只能使用通判的公用钱，不能因临时代理便按知州标准使用公用钱等。
与此同时，吕祖谦明确地提出了"思不出位"的命题。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随在随有。如对客时只是对客底位。舍而他思，即是出其位也。眼下处于什么地位，就考虑与此地位相应的问题。如果思考的问题超越自己的权职范围，就是思出其位，反为不美。
盖君子思不出其位，一出其位而唯务点检他人之得失利害，则于本位必不子（仔）
细。何者？心无二用故也。盖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非固不敢出位，乃不暇也。各人都有各人的权职范围。所谓"思不出其位"，就是要以自身全付心思和精力考虑自己的权职，把公事办好。一旦思出其位，就会议论他人对政事处理的长短得失，而"点检他人之得失利害"，这正是封建官场之大忌。
《后汉书·党铜列传序》载："初桓帝为蠢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日：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
① 《文集》卷13《易说·大壮》。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文集》卷19《史说》。
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由此始矣。"吕祖谦就这一历史事件发表评论说：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讥揣，妄分清浊为祸最大。??且如房周宾客初时说此二句（指"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实学舍中相讥诮戏笑，亦岂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祸。大抵此等语相传，一人传二人，自二人传之，至于一州一县。夫以一人而当一州之怨，自然必致杀身，又推而广之，岂不大可畏哉！为了避免上司、同僚们的猜忌和怨谤，吕祖谦竭力主张出什者只可潜心于自己的职分，"思当其位"，不可对不属自己职分范围之内的事务，直抒己见，"妄分清浊"。对于那些"下而贱"者，尤其应该记取"卑不谋尊"的古训，以防不测。
从思想渊源上看，吕祖谦的这些理论当导源于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命题，尽管其中有强调尽力于本职的成分，但其着眼点却是"持身"，过于圆滑世故。它与位卑不敢忘国忧的进取精神是不相容的。
必须指出：吕祖谦出于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名分的政治需要，而重"势位之分"，但是他却又认为出仕者本人则不宜计较自己势位的高低。在他看来，出仕者的势位高低、权职大小、俸禄多寡、礼遇厚薄都应由君主决定。
出仕者对于这一切要做到得之不喜，去之不悲。居尊位不以尊贵自处，处卑位而恰然自得。《荣阳公家塾广记》：文靖公尹京，时梁丞相适为椽属。公语诸子曰：梁君异日必为辅相。问：何以知之，曰：府掾皆京官，他人方拜于庭下，皆有自耻之色，独适容貌自若，是以知之。吕祖谦特地将这一记载抄录下来，书赠初仕者戴衍，其目的是相当明确的，即要求其仿此而行，身居卑位而不"自耻"。如果嫌位卑权轻，而对高位重权孜孜以求，则属于"躁动"、"谄谀冒进"，非但其行可鄙，而且会为自己招致灾难涡患。
颐，养。违理而求养，故三文皆凶。是知躁动以求富贵利禄，无时而不凶也。若不待五（君主）求而先自动，则不能安分，谄谀冒进。惟能居守而不好动，则可以吉。鉴于这一认识，吕祖谦严饬出仕门徒决不可为谋高就而投机钻营，在其订立的《官箴》中，将"觅举"即巴结权贵请求保荐列为首条，严加禁止。同时也不能"求权要书保庇"，"投献上官文书"，以保持在官场中卓然自立的形象。
吕祖谦曾说"仕宦得脱小规模"①，而"仰羡官职"则是"小规模"的重点内容，要求出仕者加以克服。他认为出仕者在其他问题或可迁就些，但在去就之际，则一定要介洁自重，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他引六世祖吕公著之事说：正献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际极于介洁。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脱然无留意，故历事四朝，无一年不自列求去。可以看出，吕公著对于仕途的态度，吕祖谦是完全信服的。吕祖谦一生从未出仕过要津显职，多是闲职且官阶不高。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升迁的门路和机会。作为世宦子弟，本人交游又广，但他① 《文集》卷19《史说》。
① 《文集》卷10。
② 《文集》卷13《易说·颐》。
③ 同上《易说·咸》。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文集》卷10《荣阳公家塾广记》。
从来没有以此作为飞黄腾达的敲门砖。在其出仕期间，曾不止一次地放弃加官进爵的机会，如前所说在淳熙五年因编修《皇朝文海》而得孝宗赏识，拟授其两浙路安抚司参议官，就因为吕祖谦多次婉然谢绝，而收回成命的。吕祖谦这样做固然是生性淡泊使然，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被官场倾轧的浊浪所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