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抱残守缺，一味姑息养好，以致于"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好宄得志，纲纪不立。"①吕祖谦这番话决非一般的泛泛之论，而是有感而发，颇切时弊。两宋时期，最高统治者对于犯好作科的显贵达官一直眷恩有加，询私在法，以致吏治**，贪赃狼籍，比比皆是。民众不堪忍受极端**黑暗的统治，反抗之火花，时时迸发。为了提醒南宋统治者大力整顿法治，吕祖谦力倡有罪必刑，决不宽贷。他说：大凡仁与义本是一事。而今人作两字看，殊不知仁而无义，乃妇人之仁尔。故先王有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所赦者止于过，若有罪，则义所当刑。自汉以来皆不知此，惟知赦过为仁而不知有义。至于元恶大意，得肆其志，而善良之民或被其害，是知仁义之道，本非两事。②然而彼有罪恶之可诛，，则当诛之，而不看在我，亦自无咎。圣人言此真有深意存乎其间。何者？噬、腊肉而遇毒，当于此知正已之道虽吝而无咎。小人有恶，从而治之① 《文集》卷12《易说·噬嗑》。
① 《文集》卷12《易说·噬嗑》。
② 同上。
① 《文集》卷6《代宰臣虞允文恭书御书崔宴政论下方》。
② 《文集》卷14《易说·解》。
在我，则实无罪，圣人不长小人之恶之意也。在封建社会中，常常因皇家的红白喜事而颁发赦令，以示哀矜仁爱之意。对此，吕祖谦的看法是，赦免不是绝对不允许，但赦兔的对象只能是犯有小过微罪者，而对犯重罪的则一定要依法追究，根据情节轻重而量刑定罪。够得上杀人之罪就应开刀问斩。不如此不足以迅速扭转权好当道。纲纪败坏。百姓"被其害"的局面。
应该指出，吕祖谦重视法治作用，强调依罪量刑，其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统治。他提倡对"豪猾之民"即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人民坚决诛戮，尤为歹毒。但他反对对"权悻之臣，有罪不坐"，则有利于封建纲纪之整饬，从而亦使其"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的命题而附带了些积极的内容。
二、深恩回结法制之外
吕祖谦重视法治，但更重视德治。他认为任何法令都不可能订得尽善尽美，总有事前虑及不到之处。例如"秦法辄升殿者，夷三族。"①恪于此法，大臣武士不敢升殿半步，这虽然可以防止外人带剑上殿行刺，但一遇到将匕首藏于图册，以献图为名而以行刺为实的荆轲，其弊端立现："匕首窃发，始皇骇惧，莫有拒者。"②这倒不是秦之大臣武士坐视不救，而是害怕"辄升殿者夷三族"的法令，故而也就没有人在这危急关头上殿，替秦始皇解围拒敌了。又如曹操立法严峻，曾规定"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后来严才造反作乱，带领了部下数千人攻左掖门，"魏武登铜雀台远望，无敢救者"③。
幸亏当时奉常官王修所到消息后，及时率众相救，才平息严才之乱。由此，吕祖谦议论说："王修察变知机，违法赴难，使各守法必成其祸，故王者设法敷化，不可太急。"①他的结论是：观此，则知申。韩之害予后世不少。然申、韩之言且日使人不忍欺，不若使人不敢欺。不忍欺在人，不敢欺在我，所以立法用刑皆严峻，殊不知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实疏，以德结人，其外虽疏，其中实密。申不害。韩非等人主张"立法用刑"一定要深刻严峻，其目的是为了让民众畏惧而不敢背叛统治者，这样就将治理天下的主动权紧紧地操纵在自己的手中。吕祖谦不同意这一观点。尽管他亦倡"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但是他认为与其想尽办法"使人不敢欺"，何不"使人不忍欺"即让人们自觉服从于封建统治，效果岂不更好。
因为前者是被迫的，后者则是主动的。在吕祖谦看来，如果仅仅是用"法"，来降服人，外表看上去似乎很缜密周到。然而百虑而有一失，，一旦碰到意外情况的发生，法之疏漏就会暴露无遗。如荆轲行刺，"莫有拒者"；严才作乱，"无敢救者"。这就要求平时注意"以德结人"，争取民心归附，从根本上清除犯上作乱的可能。这也就是治德"其外虽疏，其中实密"的原因。
吕祖谦指出，法治和德治的这种差异平时尚不明显，一旦到了紧急关头，就可分出高低。疏密来了。
③ 同上，卷12《噬嗑》。
① 《文集》卷19《史说》。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文集》卷19《史说》。
② 同上。
马之不敢肆足者，衔辔束之也，民之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衔辔败，然后见马之真性，法制弛，然后见民之真情，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之于法制耳。大敌在前，抢攘骇惧，平日之所谓法制者，至是皆涣然解散矣。法制既散，真情乃见，食马之恩，羊羹之怨，恩恩怨怨，各以其情而报上，苛非豫暇之时深恩固结于法制之外亦危矣哉。马不敢放开脚步奔驰，是由于衔辔约束；百姓不敢恣意行动，是由于法令制约。衔辔一坏，马肆足奔驰的真性就出来了。同样，法制荡涤无存，老百姓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就会流露出来。平时百姓不敢因困苦而对统治者怨恨，不敢因其暴虐而背叛，主要是法制在起强迫作用。一旦强敌压境，平时使百姓骇惧的法制不复存在，老百姓就会对统治者有恩则报恩，有怨则报怨。所以统治者一定要在太平无事之际结"深恩于法制之外"，否则一遇到意外事件的发生，处境就十分危险了。
怎样才算"深恩固结于法制之外"呢？吕祖谦赞成孟子提出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观点。他说：大凡人君不与民同忧同乐、寻常无事固不见其祸福，及一旦有不测之祸，如卫鼓公伐狄，兵有使鹤之怨，其失方见。②吕祖谦认为统治者只有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民才会乐君之乐，忧君之忧。"平时受君之恩惠，届时就会"赴死地以答其赐"；①如果置百姓之忧乐于不顾，君主有难，百姓就会坐视不救，如卫懿公荒淫昏庸，厚待其鹤而暴虐其民，这个问题在天下晏然之时尚不严重，而有了战祸，士兵们就不会为之拼命，卫懿公立即变成孤家寡人，只好束手待擒，沦为阶下之囚。
有鉴于此，吕祖谦一再提醒统治者一定要记取这个历史教训，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时刻考虑到"为民"着想。
大抵人君非特是坐庙堂临政事便是为民，凡一嚬一笑，无非为民。②天子凡一出一入，??无非为民事也。如省耕省敛是也。??三代之时，君民相信，君有出入必为民，民见君之出入亦知其为己，故幸其来。当然在吕祖谦时代，统治者是不可能真正为民着想的；更不要说"一嚬一笑"、"一出一入"全是为关心民间疾苦而为。然而他要求统治者广施仁德，留意民间疾苦，争取劳动群众的拥护，却是不应否定的。吕祖谦这个思想的意义，决不只是限于封建社会，似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