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平相交替，千疮百孔尽废墟；当务之急搞建设，创伤恢复显生气。
苏维埃国家在战争结束后，开始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的轨道。必须医治战争所引起的创伤。必须恢复备遭破坏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国家被4 年帝国主义战争和3 年反武装干涉战争弄得贫穷不堪了。
1920 年农业总产量，只等于战前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加之，1920 年在许多地区发生过歉收。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当时工业情况更坏，已处于破坏状态。
1920 年的大工业产值，几乎等于战前的1/7 。大多数工厂关闭了，矿山和矿井有的被破坏，有的被淹没了。尤其感到困难的是冶金业。
1921 年生铁产量只有11.63 万吨，即等于战前生铁产量的3 ％左右。燃料严重不足，运输业被破坏了，国内所有储存的金属和布匹差不多都已用完。
甚至连必需的生活用品如面包、食油、肉类、鞋帽、衣服、火柴、食盐、煤油等，也都极为缺乏。
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大家都忍受着这种物品欠缺的情况，但现在已经没有战争了，于是人们就感到这些物品欠缺的情况不堪忍受。农民中间呈现着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工农联盟是在国内战争火焰中建立起来的，它所借以支持的基础，是农民从苏维埃政权方面取得土地和免除地主富农压迫的保障，工人按照余粮收集制从农民方面取得粮食。现在这种基础已经不够了。
从前，苏维埃国家不得不把农民手里的剩余粮食按余粮收集制收进国库以供给国防需要。当时不实行余粮收集制，不实行战时**政策，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战时**政策，乃是为战争和武装干涉所逼迫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策。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农民曾甘愿接受余粮收集制，没有觉察到商品不足，而当战争已告结束，地主卷土重来的威胁已成过去的时候，农民已开始对余粮收集制表示不满，转而要求供给他们充足的商品了。
列宁已经清楚地看到，战时**制度已处于同农民利益相抵触的地位，党中央必须制定新的经济政策。他认为，余粮收集制已经没有继续实行的必要，而应该代之以粮食税，使农民能随意处理他们所生产的大部分剩余粮食；实行这种办法，便能活跃农业，扩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活跃国家的商品流通，改善城市供应，并为工农联盟建立新的经济基础。
但是，阶级敌人多方破坏，党内反对派也多方作梗。他们企图利用经济困难，利用农民不满情绪煽动叛乱。在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白卫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加紧活动起来。敌人采取新的策略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如今他们所喊的已经不是遭到破产的“打倒苏维埃”的旧口号，而是“赞成苏维埃，而不要**人参加苏维埃”的新口号。
在战场上吃了败仗的敌人，现在企图组织匪帮和富农暴动来颠覆苏维埃政权。武装匪帮被派进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来进行牵制。敌特分子甚至钻到红军内部进行煽动、破坏。当时在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叛乱，便是阶级敌人这种新策略的明显表现。这次叛乱是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即1921 年3 月间开始的。领导叛乱的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外国代表有勾结的白卫分子。促成这次叛乱的另一情况是：当时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薄弱，波罗的海舰队中许多优秀水兵已开赴前线，新补充的水兵都是没有经过革命锻炼的农民，他们对继续实行战时**政策和余粮收集制怀有不满情绪。因此，反革命分子乘机挑起了武装叛乱。
叛乱者占据了这个重要的要塞，连同几艘军舰和大批枪炮弹药也被他们夺去。苏维埃政府的敌人，指望这次叛乱能够得到国内其他地方的响应。国外的反革命势力也在遥相欢庆。但是阶级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列宁采取了迅速而果断的措施，党中央派图哈切夫斯基和伏罗希洛夫率领红军镇压了这次叛乱。红军战士们踏着薄冰向喀琅施塔得前进。因为中途冰解，竟有许多人沉溺水中。但是战士们抱着为苏维埃政权捐躯的决心，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攻克了要塞，肃清了叛乱。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教训使列宁和斯大林进一步认识到，党的政策必须来个决定性的转变。必须让农民有一种愿意改进耕作的推动力，并且在改进农业的基础上，大规模的工业必须恢复起来，必须把机器和货物供给农村，以加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经济联系。
早在1920 年初，列宁就主张在国家电气化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并责成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一些著名的科学家草拟国家电气化的全国计划。他写道：
“计划应该现在就提出来，要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以便用清晰明确的远景来吸引群众：干吧，在10 到20 年内我们就会使整个俄国，不论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电气化。”斯大林对列宁主持编纂的这本电气化计划十分赞赏。他说：“这是一本出色的、编得很好的计划。一个不带引号的真正统一的和真正国家的经济计划的杰出草案。这是现代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尝试，要给经济落后的俄国的苏维埃上层建筑，奠定在目前条件下真正现实而唯一可能的技术生产基础。”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另一个与此唱对台戏的计划。他说：
“这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比较起来，是多么贫乏，多么落后！
真是一个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一个自命为负有用古代传说‘拯救’俄国的使命的易卜生剧作中的英雄。”在同一篇文章里，斯大林还揭露了那仍然在批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和满脑子保守思想的李可夫的庸俗“现实主义”。
他指责他们身上有“马尼洛夫精神”。正像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所描写的，这些人所奉行的是一种只讲空话而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作风。
在1920 年3 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问题指出，改造俄国经济的基础，主要是提高农业耕作的水平，但是要这样做，就必须恢复重工业。国家电气化的计划是一切经济建设的基础。这是党的新纲领。“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列宁指出，在地方上，资本主义“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还就恢复国民经济、可以准许外国资本家在某些企业中获得租让权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尽快地取得机器设备，为此用黄金和租让权去偿付资本家是值得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经济利益的深刻而不可避免的冲突，阻止或延缓他们组成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盟。为此，列宁主张，在互惠的基础上，苏联要同英国发生贸易关系，要同德国发生贸易关系，要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贸易关系，要想方设法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
但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却遇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党内反对派的严重挑战。在1920 年11 月举行的全俄职工代表会上，托洛茨基公然提出要把战时**的“螺丝钉扭得更紧一些”。与此同时，还提出了立刻把“工会国家化”的要求。他反对向工人群众采用说服方法。他主张把军事方法搬到职工会里来。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里扩大民主，反对工会机关实行选举制，而主张采取**裸的强制命令的手段。凡是由托洛茨基分子领导工会的地方，他们总是用自己的政策在工会引起冲突、分裂和瓦解，挑拨非党工人群众反对党。其实这次争论的范围要比工会问题范围广泛得多。它涉及**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农民，怎样对待工人，以及在新的环境下怎样对待群众的问题。
跟着托洛茨基反对列宁路线的还有“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左派**者”。“工人反对派”提出了要把全部国民经济管理事业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去做的口号。他们想把党的作用化为乌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工人反对派”拿工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