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亚，纳粹党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政党，在国会中得到了32个席位，其中一席就归施特拉塞。希特勒对这个青年人的活动感到很不高兴，对他的成功尤其感到不高兴。而施特拉塞呢，他也不愿把希特勒当作至高无上的领袖，因此在1925年2月27日在慕尼黑举行的恢复纳粹党的大会上，他有意避免出席。
希特勒认识到，如果他的运动要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他必须在北方，在普鲁士，首先在敌人的堡垒柏林也获得一个立足之地。在1924年的竞选中，施特拉塞曾在北方进行活动，同那里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结了盟。因此，他在那里有个人的联系和一定的影响，而且也是纳粹党中唯一有这种联系和影响的领袖。2月27日大会后两个星期，希特勒按捺下他心中的不快，派人去请施特拉塞，要他回到队伍中来，到北方去组织纳粹党。施特拉塞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发挥他的才能，而没有妒忌骄横的领袖虎视眈眈地在旁盯着他。
几个月以后，他就在首都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茵兰奠定了政治组织的基础。施特拉塞像架精力过人的发电机，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机器。他选择了一个名叫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年方28岁的莱茵兰人做他的秘书兼《国社党通讯》的主编。这个人后来对纳粹党的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个面容瘦黑、形同侏儒、瘸了一条腿的青年，是一个思想敏捷、心理复杂而有点神经质的人。早在1922年，他第一次在慕尼黑听到希特勒的讲话后就信仰国家社会主义，从此参加了纳粹党。但是纳粹运动在三年以后才发现这个人才。当时施特拉塞听了他的发言后，认为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能说善辩，有一支锋利的文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最后这一点在纳粹党领袖中真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刚辞去施特拉塞秘书的职务去一心养鸡。施特拉塞就派戈培尔接替。这项任命后来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戈培尔于1897年10月29日生于莱茵兰一个约有3万居民的纺织中心雷特。他的父亲弗里茨·戈培尔是当地一家纺织厂的工头。他的母亲是个铁匠的女儿。双亲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约瑟夫·戈培尔的大部分教育是在天主教会里得到的。他先在一个天主教教区小学上学，后来上雷特的文科中学。天主教艾伯特·马格努斯协会给了他一笔奖学金，使他能继续入大学深造，结果他上了8个大学，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最后于1921年二十四岁那一年，在海得耳堡大学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这些著名大学、德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的志愿是当作家。他在得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年，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迈戈尔》。但是，当时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以后两年，他又写了两个剧本，都是用韵文诗体写成的，但是没有剧团愿意演出。在新闻工作方面，他的命运也不佳。自由主义的大报《柏林日报》退回了他所投的许多文章，并且回绝了他要想当该报记者的求职申请。
他的个人生活在初期也充满了挫折和失意。因为他瘸了一条腿，不能参军作战，因此没有能够具有他那一代年轻人认为非常光荣的战争经历，而这却是要在纳粹党内占据高位的一个必要条件。戈培尔并不是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生瘸腿的。他七岁的时候患了骨脊髓炎。左臀开刀不很顺利，结果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而且有点萎缩，走起路来一望而知是瘸子。这个残废是使他饮恨终生的憾事，也是他早年心中满怀不平的原因之一。在萧条时期，在他的大学时代和煽动反对占领鲁尔的法军一个短时期里，他常常冒充受伤的退伍军人。
吸引年轻戈培尔的是施特拉塞的激进态度，是他开初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俩人当初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纳粹党。这在希特勒看来，完全是异端邪说。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激进的纳粹党左翼力量，使希特勒感到越来越不安。如果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下去，他们可能把整个党都抓过去，实现希特勒所竭力反对的目标。不可避免的摊牌是在1925年秋冬和次年2月间发生的。
这是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在一个当时在德国引起情绪骚动的问题上迫使希特勒摊牌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建议共和国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魏玛共和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纳粹党同**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希特勒闻讯大怒。这些王公贵族中，有不少人曾经给纳粹党捐助了款项。此外，有一些大工业家也开始在经济上对希特勒的运动关心起来，其原因正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在打击**、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方面起有效的作用。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就可能马上枯竭。
但是在希特勒还没有能够采取行动之前，施特拉塞就在1925年11月22日，在汉诺威召开了一次北方党的区一级领导人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北方的纳粹党支持征用运动，而且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纲领，这项纲领将废除以前在1920年通过的他们认为"反动的"二十五点纲领。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要把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院来代替国会。希特勒拒绝出席会议，派了忠实的戈特弗雷德·弗德尔代表他去镇压反叛者。戈培尔要求把弗德尔轰出去，他喊道，"我们不需要奸细密探!"当有人提出这次会议是不合程序的，没有最高领袖希特勒在场，什么行动都不能采取的时候，戈培尔叫道，"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希特勒开除出党!"
这个言词锋利的戈培尔，自从3年前拜倒在希特勒的魅力下以来有了很大的转变。1922年6月，他在慕尼黑皇冠马戏场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演讲时惊叹道，"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他对于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案审讯时的表现更加心醉神迷。在判决以后，戈培尔写信给希特勒道：
你像一颗初升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你所表现的奇迹廓清了我们的思想，而且在一个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给了我们信仰。你高高在群众之上，充满信心，掌握未来，有着坚强的意志，要用你对所有相信新德国的人的无限热爱来解放群众。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雪亮的眼睛看到一个人从那些利欲熏心的人的脸上，从那些庸庸碌碌的议会里的好事之徒脸上，把他们的假面具撕掉……
在慕尼黑的法庭上，你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的最伟大的话。你所表示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这一代人苦苦在寻求领袖和任务。你所说的话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这种政治信仰是在一个崩溃的、无神的世界的绝望中产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有一天，德国也要感谢你……
但是现在，经过1年半以后，戈培尔所崇拜的偶像倒下来了。他成了一个应该被赶出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只有少数人的反对下，汉诺威会议通过了施特拉塞的新党纲，批准了在要求实行公民投票剥夺前王公贵族财产的运动中同马克思主义者携手的决定。
希特勒对此却按兵不动，静候时机，终于到1926年2月14日进行了反击。他在南德的班堡召开了一次会议，狡猾地选了一个工作日，这样北方的领袖就不可能离开工作来参加。事实上，只有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可以分身来参加。他们在人数上大大少于希特勒一手挑选的南方领袖。于是在希特勒的坚持下，他们被迫屈服，放弃了他们的纲领。
戈培尔虽然被迫同施特拉塞一起向希特勒投降，但他还是认为希特勒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当时还表明他丝毫无意倒向"元首"一边。2月15日，班堡会议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希特勒谈了两小时。我觉得好像有人揍了我一顿一般。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希特勒呀?一个反动派吗?非常笨拙，不稳。在俄罗斯问题上他完全错了。居然说意大利和英格兰是我们天然盟友!可怕呀，可怕!居然说我们要必须消灭俄罗斯!贵族私有财产问题甚至不许碰一碰!真是可怕!……
肯定是我一生之中最使我失望的一件事。我对希特勒再也不能完全信任了。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我脚下的支柱都给抽掉了。
为了表明他忠于谁，戈培尔陪着施特拉塞一起到火车站，并且想安慰施特拉塞。一星期后，在2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同施特拉塞举行了长谈。结果，我们绝不要嫉妒慕尼黑这批人的代价巨大的胜利。我们必须再次展开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但是，老奸巨滑的希特勒比施特拉塞更好地估量了这个才华焕发的年轻的来因兰人。3月29日，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接到希特勒来信，他要我4月8日在慕尼黑发表演讲。"他在4月7日到慕尼黑。"希特勒派了汽车来接我，"他记道，"招待隆重之极!我将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贝格勃劳凯勒酒店讲话。"第二天他就在"元首"所用过的那个讲坛上讲了话。他在4月8日在日记里详细写道：
希特勒打来电话，在班堡会议以后，他不提前嫌，使我们感到惭愧……两点钟我驱车前往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希特勒已经在那里了。我兴奋之极，心快要跳出来了。我进了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半小时，听众欢叫。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我感到很快活，希特勒一直在我身边。
几天之后，戈培尔就完全向希特勒投降了。并且以后，至死都是他最忠实的信徒。8月间，他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一篇文章，公开同施特拉塞决裂。并骂他是" 空头革命家，不是行动革命家"。
1926年10月底，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他指示戈培尔肃清那些妨碍纳粹运动在那里发展的互相争吵不休的褐衫队员，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把德国的这个首都拿下来。柏林当时是红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影响很大。柏林大多数选民都投社会民主党和**的票。戈培尔这时刚满29岁，在一年之间就从一个无名之辈爬到了纳粹党内领导人之一的地位，他毫无难色地着手完成希特勒所赋予他的在柏林首都这个大城市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