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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笃行的佛学家熊十力

    张中行

    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国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著有《文言常识》、《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等。

    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师,现在要谈他,真真感到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包括两种意思:一是事情多,难于说尽;二是心情杂乱,难于说清楚。还是50年代,他由北京移住上海。其后政协开会,他两度到北京来,先一次住在崇文门新侨饭店,后一次住在西单民族饭店。这后一次,正是大家都苦于填不满肚皮的时候,他留我在饭店饱餐一顿,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别后,我写过问候的信,也听到过一点点他的消息。大动乱来了,我在文斗武斗中浮沉三年,然后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去接受改造。喘息之暇,也曾想到年过八旬的老人——自然只能想想。放还之后,70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苏杭等地漫游,想到上海看看而终于没有敢去,主要是怕登门拜谒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再稍后,忘记听谁说,确是作古了,时间大概是60年代末期。想到民族饭店的最后一面,想到十几年,我挣扎喘息而竟没有写三言两语去问候,真是既悔恨又惭愧。

    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30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吧。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去旁听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交往多是40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解放以后,他仍在北京大学,可是不再任课,原因之小者是年老,大者,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还是唯心论。其时他住在后海东端银锭桥南一个小院落里,是政府照顾,房子虽不很多,却整齐洁净。只他一个人住,陪伴他的是个四川的中年人,无业而有志于佛学,因为尊敬老师,就兼做家务劳动。我的住所在后海北岸,离银锭桥很近,所以晚饭后就常常到熊先生那里去,因而关于熊先生,所知就渐渐多起来。

    早年的事当然不便多问,但听说革过命,后来不知由于什么,竟反班定远之道而行,投戎从笔,到南京欧阳竞无大师那里学佛学。治学,也像他的为人一样,坚于信而笃于行,于是写了《新唯识论》。“唯识”前加个“新”字,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用佛门的话说是“外道”。于是有人作《破新唯识论》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于是作《破破新唯识论》而答之。混战的情况可以不管,且说熊先生的佛学著作,我见到的还有《佛家名相通释》,我原来有,大动乱中也失落了。他这一阶段的学识,信士看是不纯。后来,50年代前后就变本加厉,张口真如,闭口大易,成为儒释合一,写了《原儒》、《明心篇》、《体用论》等书。我没有听到信士的评论,也许视为不可救药,与之“不共住”了吧?严厉的评论是来自另一方面,即批林批孔时期,见诸文件,说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

    尊重熊先生不妄语的训诫,对于老师的学识,我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熊先生的治学态度、成就,我都很钦佩。至于结论,恕我不能不怀疑。这问题很复杂,不能细说,也不必细说。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总是相信西“儒”罗素的想法,现时代搞哲学,应该以科学为基础,用科学方法。我有时想,20世纪以来,“相对论”通行了,有些人在用大镜子观察河外星空,有些人在用小镜子寻找基本粒子,还有些人在用什么方法钻研生命,如果我们还是纠缠体用的关系,心性的底里,这还有什么意义吗?——应该就此打住,不然,恐怕真要对老师不敬了。

    还是撇开这玄虚干燥的玩意儿,专说熊先生的为人。记得熊先生在《十力语要》里说过,哲学,东方重在躬行。这看法,专就“知”说,很精。熊先生的可贵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行”。这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下谈一些琐细的,一般人会视为怪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