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如海，笑容如海。每个人的脸上荡漾着久违的灿烂的笑容。
在这样的气氛里，没有人预料到一场狂风暴雨已逼近。上午10点左右，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色彩。
胡鞍钢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这篇似乎在谈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的报告，刀口径直指向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
3月28日，北京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看完这份内参后，沉吟良久，说了一句话：“胡鞍钢这一下子，算是像一柄锋利的匕首戳在了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
各省市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然而，令胡鞍钢意外的是，他排山倒海般的炮弹竟像是射进了汪洋大海，虽然掀起了波澜，却迅即化为无形。这多少让他感到泄气。
尤其是深圳的态度，一种高傲的、不屑的、无畏的冷漠，更激起了这个“文化杀手”的斗志。冷静下来后，胡鞍钢决定从长计议，从外围进攻，发动各省打一场包抄战，最终逼迫深圳表态。
在此后的半年里，胡鞍钢将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发挥，并让它以在台下向中央“献策”的秘密传播方式，转为公之于天下争取舆论制高点大力支持的方式寻求破局，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取得支持。
在“特区不特论”内容变得日益充实、观点提纯得愈发尖锐、语言变得刀刀见血的当口，一个天赐之机蹑步而来。
1994年6月中旬，胡鞍钢悄悄被请进中央党校，去对省长班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面对一群省市区的领导者，胡鞍钢见机出手，断然将他的“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第一次予以公开。结果自然如胡鞍钢所料，“特区不特论”像在滚烫的油锅里洒了几滴水，现场立即炸开，各省市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领导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据胡鞍钢后来的陈述，许多欠发达省区领导人也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甚至沿海地区领导人也持相同观点。浙江省一位领导人讲：“我们也不服气，凭什么他们能享受优惠政策，而我们就不行呢？”
惟恐大火不燎燃，胡鞍钢10月又匆匆跑到上海“放火”烧山。
这次他在上海作的经济报告的题目是《上海：为何老大变老九——不同税制对上海的影响》。所谓“老九”是指上海到了1992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的全国第一下降到第九。上海市的经济在80年代的确是每况愈下的局面。其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是全国第一，到1992年则降至第九。这引起海内外不少人的议论。
胡鞍钢直截了当地对上海人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