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下引此书皆不出注)因此，他推行以民为本的政策，轻徭薄赋，使民以时；关心民瘼，澄清吏治，为恢复唐初社会的经济奠定了基础。
说到李世民收拢人心的一个最典型的事情就是，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辛末，帝（李世民）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结果，这些死囚真的如期而归，无一藏匿者。这被看做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一个美谈，也被人引申到德政感化人心，乃至司法人性化的命题。白居易歌颂太宗的这件德政，写出“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诗句。
古人说，得人心而后得天下。得人心，才能有坚实的依靠，才能创造“人和”的良好态势，有利于平定天下。《孟子·公孙丑下》有这么一段论人心的话值得后来者深思：“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位得民心而得天下的君主，不管是原来的冤家对头，还是出身低微的草莽英雄，他只要认为是可以帮助自己的人，一概接纳。他私交大狱之人刘文静、房玄龄，提拔重用曾辅佐太子而对抗自己之诤臣魏征，结识贫困潦倒的刘弘基，淡然对待与他曾有芥蒂的窦宗，正是他这种超乎寻常的用人策略，才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储备了大量的智囊宝库。他当皇帝后，把原来所用的天策上将府用以安置随己征战的武将们。文臣武将，各得其所。这是唐太宗和其他皇帝的最大区别。在历史上，大部分的皇帝在开国以后即对功臣开刀，因为他害怕这些屡立奇功的将士谋臣威胁自己的皇位。其中有很多有名的例子，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这还算是好的。那称霸的越王勾践，那抢夺元朝政权的朱元璋，哪一个不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而李世民“不拘一格降人才”，确实是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