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气歌》，可谓“时穷节乃见”，便是明证。
目睹元军大肆南侵，南宋国势衰微，大臣或降或逃，只有文天祥决心挽颓势，甘心赴国忧。终因汉奸陈懿的出卖，不幸被俘。在系囚燕狱的三年里，面对元朝统治者的威逼利诱，他从未屈服。最后，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仍遭他的严辞拒绝。具有坚贞的民族气节的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列举出历史上十二位忠勇义烈之士的烈功殊勋后，对他们的气概由衷地称赞。
1282年12月，历尽百般磨难的文天祥，在燕京柴市口，从容就义。临刑前，他留下《绝笔自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的一生也正完全履行了自己所写下的诗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曾国藩和当时洋务派的主和外交，必须和他们的自强主张联系起来看。如果盲目地主和，就等于是投降，这和盲目地主战一样短视和危险。洋务派的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是中国在面临强敌时最为理性的选择。何况，曾国藩还主张对不同的情势予以区分呢。他认为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不应该在小事上纠缠。其子曾纪泽随侍身边多年，深得曾国藩精神的精髓，所以在伊犁交涉上据理力争，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临难有不屈挠之节
曾国藩说：“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 解读
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院后，贺客盈门，连日不绝。祖父星冈公对曾麟书（曾国藩之父）说：“宽一（曾国藩的乳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秉承家训，发誓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居京官高位。然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可见一斑。清代官员俸禄非常微薄，想要保持清廉的操守着实不易。曾国藩为扭转官场积重难返的贪污纳贿之风，曾在三十岁时立誓，终身保持清廉之身。
晚清时代，军队是**最烈的所在。曾国藩所练湘军，是朝廷编外部队，军饷主要来源靠“自筹”。由于没有正规的财政制度，他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笔纳入自己的腰包。十多年军旅生涯，积累一百万两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而事实上，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带兵打仗之后，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