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都与下岗职工所做出的牺牲、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怕有人向我求情。尤其是许多老同志在这个企业干了一辈子，可以说为国企奉献了一辈子，说起来，他们的工龄甚至要超过我的年龄。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企业能给安排一个子女就业或重新上岗。我知道，他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屈尊”向我张这个口，可我却无法答应他们，我一定驳了他们的面子，伤了他们的心...... 有时，我曾逃避现实地梦想着，如果现在是计划经济该多好，如果现在的企业没有一个下岗职工该多好，如果我这个当厂长的能来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该多好。可今天轮到我当这个厂长了，却要别无选择地在改革这场“革命”中扮演这样一个“六亲不认”的角色。 我说这些是不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如果是的话，一咬牙一跺脚，那这个"婊子"我是当定了。可我又不甘心，又觉着有点委屈，于是我还想厚着脸皮为自己立个牌坊：我是为了企业的生存，我是为了上千人的生计和稳定。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可能更适合于搞艺术，而不适合于搞企业。这些空洞苍白的自我开脱、自我表白，也许只能更加暴露出我内心的不安与空虚。但无论今天我个人得到了什么样的承认，企业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面对这些下岗职工，对我这个当厂长的来讲，都是一种尴尬、一种缺憾，都应当是“站着说话腰也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