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宗皓
从本质上说，很多事情是作为寓言才发生的。
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夜，我坐在沈阳中华剧场里听奥地利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出。乐团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当然有名的乐团也不会光顾沈阳）。惭愧的是曲目也没有记得，恍惚间记得有比才、格里格等人的作品。满头银发、老态毕露的指挥当然也忘记了。这么说就明白了，一个不明就里的人为什么去听古典音乐的演出？因为高雅呀，谁不愿意让高雅拉着咱们迷惘的手和心呢？特别是在那最容易迷惘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所说的寓言部分和一个曲子有关，那是一个我后来依靠记忆寻找可是从来没有找到的曲子。一段铜管和弦乐携手伸张开的主题，在一阵高昂的悸动以后，忽然冲下低谷。只留弦乐部分，最后剩下小提琴。节奏越来越慢，声音越来越小，及至细若游丝。我屏住呼吸，才能听见弓在琴弦上的滑动。寓言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银发老指挥微张的双臂只是微微动着，渐渐几乎不动了。随后在那么几秒钟里，似乎完全停止了。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啦，在我的四周响起了掌声，开始是犹豫的，最后雷鸣。可是——可是，指挥的手其实没有停止，小提琴也没有停止，微弱的琴声竟像一个潜水者浮出水面，长长呼吸了大口的空气。旋律渐渐有了生机，向上冲荡着，逐渐和主题呼应开来。一曲终了，银发老指挥终于回过头来，向我们微微鞠躬，有了前面掌声的教训，我们依然不能完全肯定。直到老指挥回身挥手，乐队全体人员站起来时，台下才又一次掌声四起。
一个有些尴尬的高雅之夜。听，然后小心，在该鼓掌的地方鼓掌，像一次谨慎的外事活动。显然听不熟悉的音乐也像摸石头过河。好在最后的曲子是熟悉的《马刀舞曲》，大家和着节拍信心十足地鼓掌，面露微笑，驾轻就熟，像和自己的老婆上床。那个夜晚的面子就这样挽回了那么一点点儿。
再讲第二件事情，也是我所认为的寓言。那次演出的一两年以后，还是在中华剧场，辽宁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那是我十分留意观众的一次。比如他们报以极大热情的不是王子和白天鹅的双人舞，也不是黑白天鹅的双人舞，总之不是舞，也不是音乐。而是演员的基本功，腾空打击、旋子、大跳及其他。一个演员不断地腾空打击或者绕着舞台打旋子，超出观众所想像的体能限度时，那掌声就热烈极了。我于是知道，那场《天鹅湖》在很多观众看来，其本质是一场杂技演出。
我要讲的第三个寓言还真是一场杂技演出，时间已经是在一九九九年。沈阳杂技团拍出了一场节目，叫《天幻》，后来这个节目在世界一些国家演出过。其中一个最为惊心动魄的节目大约叫“椅子功”，演员是一个小男孩，把椅子在自己的脚下一个一个摞起来，同时作一些高难动作。最后，他脚下的椅子几乎顶到了舞台顶。没有任何保护，只有保险公司的保险，哪怕一个微小的失误，就会不堪设想。人人看着，都惊魂未定。那天晚上的掌声都集中在他身上。
很久以来，想写出这些细枝末节来，但又恐辱没了沈阳人，好像他们人人都是热情的门外汉，即使我说本人也是坐在他们其中不该鼓掌时瞎鼓掌的一位也脱不了干系。现在说出来，只是故弄玄虚地说说寓言的意义，其实也不是什么像样的寓言，只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通过点点滴滴看见了我认为的一个脉络而已。
那就是：第一，任何艺术里都有技术的成分。但我们所寻求的是“精神的洗礼”、“理性的升华”、“情感的宣泄”、“人性的打动”种种，直说吧，就是感动。
第二，需要被打动？还是欣赏技术？经过漫长的较量，精神最后让位。
第三，精神最后成为了技术本身。
这三个阶段贯穿着一段漫长的历史，而我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这段历史即将终结的时刻。这就是所谓寓言的含义。
在此之前，技术被我们不屑地说成是商业性。我认为技术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唤起感官兴奋的部分：成龙大哥从这个楼顶跳入那个楼的阳台，成龙大哥从楼房的斜体立面上滑下，毫发无伤（抱歉，记不住这些电影的名字），惊险是技术必备的符号。莎朗·斯通大姐和道格拉斯兄半裸着在床上，莎大姐的手则悄悄地伸向床下的冰锄，性与暴力是技术性必备的符号。真实感也是必备的符号：潜艇在水下炸成两段，子弹穿过**的声音等等。
二是相对纯粹的技术。面容姣好的陈美在舞台上扭动着自己的身体，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她手中的小提琴的炫技，在快到密不透风的旋律里拉出每一个音符。观众关心的是，钢琴家的十个手指弹出一百个手指才够用的旋律，她是怎么忙活过来的？看看人家，多么厉害！
技术始终是艺术的有机成分，是为了表达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