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黄作义让许多美国人了解了中国的航天技术水平。在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的航天技术也就在做餐具的水平上。
那是在1986年。航天工业部发射服务小组赴美考察，小组中黄作义是技术智囊人物。
在美国麦道公司的谈判室里，黄作义和另一名中国专家舌战13名美国技术专家。一轮下来，美国人认识到中国人手中有真家伙，从此美方对中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认真和尊敬起来。
当时，长城公司还摸不准这一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门道。黄作义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发现：“既然卫星制造商和用户才是真正决定购买我们火箭的人，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向他们推销呢？”于是，长城公司在美国的推销活动首选美国休斯卫星公司。
1986年，初战告捷。到了1987年，航天人发现，先前签订的那些协议，外方大都没有履行。中国的运载火箭要想能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尽快利用已经成熟的技术，研制出新一代大推力的运载火箭。
于是，一种新型火箭的构思萌生出来了。航天人构想在长征二号火箭上捆绑4个助推火箭，从而把低地球轨道有效载荷能力从2.5吨提高到9.2吨。这就是长二捆。
黄作义拿着自己亲自画的构想草图开始了四处游说，搞“纸上谈兵”。
“做火箭生意，不是摆小摊的买卖。由于中国的专家、教授们刚刚开始涉足世界商业发射市场，既无关系，又没资本，靠的仅是几张火箭草图和嘴皮子，无论走到哪里，心里都很不踏实，总有点个体户的感觉。”黄作义说。
我国推力最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长三乙型火箭，和具有广阔前景的长二丙/SD型火箭，同样是在利用成熟技术基础上，以“纸上谈兵”的方式，通过商业合同启动了火箭的研制。凭借以往的技术积累，我们拿着火箭图纸谈合同，拿着合同找贷款，拿着贷款搞研制，其结果是研制了新型火箭，拓宽了融资渠道，纳入了市场良性循环。
在国内卫星需求不足状况下，长征火箭打入国际市场，承揽发射先进卫星，大大促进自身发展，实现了几次历史性的跨越。长征系列火箭当今的主打火箭，都是商业发射的结晶。如果没有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今天的中国航天大国的地位就靠不住。
航天人认为，长二捆经历了很多磨难，凝聚了很多精神，最关键的是开辟了一条商业运作带动航天技术发展之路。
这个故事真正有心理冲击力的地方在于：在一个洋溢着牺牲奉献精神的组织里，组织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大局观是与众不同的。
先说主观能动性。所谓主观能动性，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眼里要有活。这个眼里有活是包括两方面内容的：不管地位高低，一个人主动给自己压上两副担子，一副是战术上恪尽职守，一副是战略上敢想敢干。恪尽职守不仅仅指要承担岗位责任，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细节上还要做到一丝不苟。敢想敢干就是要敢想大事、干大事，只要对组织有利的事就去想、去干。你想想，黄作义是个高级工程师，从他舌战13名美国技术专家的战绩看来，他的专业能力是过硬的。同时，黄作义还是中国长城公司驻美国办事处主任，推销火箭也是他份内的事。不过，构思新型火箭、“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