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对象了。我说，没考虑过。嫂子说，见见面吧。于是顺从。只知道对方在某事业单位工作，而且是本地人。当地有个风俗，一定讲究门当户对，城里的看不上乡下的，乡下的也不敢奢望城里的姑娘。即使有能耐的小伙子也就是娶一个条件一般的城市媳妇。知道了这条不成文的俗规，于是就不想再浪费精力，其实那时我已经决定离开泰安了。快走到大众桥约会地点时，就想干脆不去了。可嫂子说我没出息，不去也不尊重对方。于是见面了，姑娘一米六左右，长相还可以，算不上漂亮。她大方地一点也不怯场。嫂子完成了介绍人的使命，甩下一句：你们好好谈吧，一定把人家送回家。她点着摩托车一溜烟地消失在夏夜乘凉的人群中。嫂子走了，我不知道咋办。好在姑娘大方，带我顺着奈河的堤岸蜿蜒而行。只有20分钟，一问一答，内容广泛：是否谈过恋爱，父母在哪儿，多大年纪，家里有几亩地。我如实回答，却忘了问对方的情况。第二天才知道，她是某局的一名打字员，家庭条件极其优越，已记不清是工商局还是税务局局长的千金。终于明白：姑娘的大方，不让我送她回家，而是吹着口哨翩然而去的原因了。也许我们都庆幸这样一个双方太不合适的圆满结局。
到大都市了，年龄也长了。1997年秋天，我去拜访德高望重、令人尊敬的大剧作家吴祖光、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夫妇，闲聊中新凤霞老人说语重心长地说：小孙，该结婚了。她说有一位好姑娘是位才女，国内最年轻的古体诗女诗人，挺般配。于是吴霜姐和查理就担当起替老人当红娘的任务。霜姐是个很幽默、很爽快、很善良、很智慧的人。她很有感召力，和她交往的人很多，大都是一些涵养很高的人。我有一位大姐赵娟娟，中央实验话剧团非常有实力的演员，也是霜姐的好朋友。可是在1999年她演完《生死场》女主角后病逝了。少了一位好朋友好大姐，我们都很怀念她。霜姐这人办事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虽然个不高，但说话的底气倍儿足。若她笑起来，几家的防盗门也隔不住那爽朗的笑声。三天后，霜姐来电话了：小孙，人来啦，火速赶到。
进家拜见过两位老人，发现在客厅里坐着一位姑娘。她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清秀迷人，气质高雅。她礼貌的起身打招呼时，秀雅大方，分寸有佳。才发现对方有一米七多，亭亭玉立，实乃上等美女。经霜姐介绍，果真是这位姑娘。经过在央视的锻炼熏陶，这次见面一点也没紧张。两位老人吩咐霜姐带我们去饭店用餐，顺便交流交流。姑娘在社会上身兼数职，而且是某诗社社长。刚见面，她就约我参加第二天的诗友聚会，并送我一诗集。我也清楚地记住了她说的一句韵律诗：“莫道花无主，迎风有意开”。霜姐提醒我：这是在暗示你，注意。我们交往了几次，也没多久。她每天沉浸在诗境里，每天和诗友们谈诗、论诗，据说每月的工资全用在活动和写诗上了。她穿戴很朴素，但打扮得恰到好处。因为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外地采访，所以见面的机会也就在忙碌的工作中慢慢淡化。后来听说她嫁给了一位诗人。真心祝福！
虽然没有这份姻缘，但我真诚地感谢两位老人和霜姐全家，如今，两位慈祥的老人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很怀念他们，愿老人们走好，愿老人们九泉之下安息！
提起这段故事，我想到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佩服这位女诗人。那是诗人断档的年代，有人说诗歌走进了荒漠。“诗人”一时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的更现实、更物质化了，没有人在精神的世界里神游。金钱的诱惑，利益的驱动，作家们开始写色情、暴力、离奇的商业版本。80年代风靡一时的朦胧诗和那些被崇拜的诗人在90年代销声匿迹了。诗歌是世间最美的语言，恰恰就埋葬在物欲横流的凡俗之间。就这个现象，我曾采访过北大、北师大、清华的教授和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无可奈何。而且，除了诗歌外，儿童科普读物和科幻作品也像秋后的霜叶一样蔫了，科普作家改写赚钱快的小说和剧本去了。时代变，一切都在变，地球变了上亿年，还得应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言归正传，事业和婚姻应该是相容相托，虽有的孑然一身事业有成，这极其少数的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其中的辛酸苦辣只有当事人知晓。而我理想的婚姻家庭框架应是：婚姻家庭包容事业，而不是事业包容家庭。前者是人性化美满的组合，家和才能万事兴。一个美满的家庭会滋润全家人事业的蓬勃。这是内因效应。而后者是外因效应，事业的成功带来家庭的幸福，这里面隐藏着许多变数，这种状况受外在客观的影响太大。另外，找对象应注重对方的涵养和性格，这是至关重要的。不要看中对方一时的地位和钱财，那是身外之物。性格注定一生的事业，同样决定家庭幸福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