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自己。
豪治要从原阿尔梅厂1 400人中选择出柯达无锡所需要的员工。但在无锡，最大的问题是员工们对进合资企业有恐惧感。几十年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教育，在普通人心目中，那些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企业是可怕的，听说那里是严格按照时间表工作，不讲什么人情，关键是自由聘用，老板让走人就得走人，没有什么保障……总之，“资本主义”的东西冷酷又辛苦。人们之间互相流传的这些信息，让气氛更显得紧张。再加上在与柯达合资前阿尔梅的日子表面上看还过得去，对于与柯达彻底合资，工人们的心态并不理解。
所以，对于进入柯达的合资企业，工人心里想：“我为什么要进去?如果一旦里面不好，谁来负责？”
但豪治这些柯达经理人并不能理解这样的心情。正是考虑到当时这个现实，成立了一个由柯达和阿尔梅共同组建的过渡期委员会，对员工招聘、资产分离等负责。柯达无锡的总经理豪治、阿尔梅总经理、阿尔梅党委书记都在其中，这个委员会维持了一年，一周开一次会协商解决问题，直到柯达新建工厂完成。
怎么样让员工进入柯达的合资企业？当时，在阿尔梅采取了一个措施，要求所有员工都报名参加柯达的招聘。如果不报名，国企公司重组也不会优先考虑。对于进入合资企业后的工龄问题，柯达要给予承认。总经理豪治听从了过渡期委员会的意见，对以前的方案做了调整。后来，员工放心地进了合资企业。
这样，柯达分期分批地招聘，在阿尔梅原有职工中招聘了五六次，半年多时间把530人招聘到位，原计划是670人，对100多人做了经济补偿。在柯达建立合资企业的同时，原阿尔梅厂进行了重组。原阿尔梅厂1 400多人，剩下的留在了阿尔梅。
国有企业的员工经过这一次洗礼，仿佛经历了一次地震。
而在上海，全行业大谈判结束后，依据“98协议”，上海感光厂获得了2 100万美金的柯达补偿，上海轻工控股集团托管了这家工厂。海鸥照相机厂的总经理刘立喜去收拾这个局面。刘立喜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海鸥照相与感光是一个行业。柯达这笔补偿费用比较大，不仅可以用于感光调整，也能用于海鸥。轻工控股是这样安排的。
我们进驻后，讲柯达进来的意义，开职工代表大会，通报情况，但你根本没有办法说话。职工吵闹、阻拦，有的把脚翘到桌上。我们坐轿车来厂里，被职工中途拦住说：下来，你们坐什么轿车？！干部和党员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我在会上第一个就讲，我是买好保险来的。但我相信没有人打死我，充其量打伤我。我是服从组织安排。这是重大战略决策之后的工作。
当时，还有1 000~2 000名工人。经过切实的方案，柯达的补偿金转变为职工安置行动。当时的上海感光厂职工，按工龄计算个人最高的拿到了7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