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密友黛安娜和我一起坐在昆西中央T形车站的甜麦圈小店里，我拆开了哈佛大学寄来的另一个信封。那个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甜麦圈小店喝冰镇卡普契诺咖啡。那家店的店名用油漆写在店前巨大的玻璃窗格上，是用惹人注目的粉红色和橙色泡泡字母体写的，看上去让人误以为是家真的邓肯甜麦圈连锁店。其实它是一个几代同堂的希腊移民家庭开的，店员也是这家人。流浪人员占了店里的很多火车座。他们的包裹被塞进了旁边的凳子下——即使在仲夏季节，他们看上去身上也穿了好几层衣服。我们高中的几名头发做得高高的女生坐在另一个火车座上。她们中有两个还带着坐在推车里的婴儿，就像洋娃娃似的。黛安娜和我对店名的累赘开着玩笑。“那甚至都不是甜麦圈和甜麦圈，只有一种甜麦圈，其他都没有。”她咯咯笑起来。黛安娜想知道为何店主不把它叫做“疯狂松饼和甜麦圈”或者“甜麦圈和各类面食”或者甚至就叫“咖啡和咖啡”店，因为我们在那儿只买咖啡，而且乐此不疲。
这家甜麦圈小店的魅力在于它是一切的中心。至少是那个夏天昆西的每一件事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的中心。用我们的好朋友玛丽的话说就是“最终每个人都在这里露面了”。甚至连店名那样的废话看上去也莫名其妙地带有了昆西高中的感觉。
这就是那一天我收到那个信封告诉我我在哈佛跟谁同住一室的地方。那封信里讲我要住跟六个人合住的套间，在韦尔德楼37号。我是惟一的本地女生，其他女生都是从别的州来的。有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来的玛丽·S·哈彻，佛罗里达萨拉索塔来的桑德丽娜·戈法德，迈阿密安阿伯来的弗蒂妮·V·卡托普迪斯。另外几个女生是新泽西弗罗勒姆帕克来的詹妮·林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学院来的阿本娜·奥塞奥-阿萨利。那些名字跟我在昆西高中的朋友们的不同，我朋友们叫黛安娜、玛丽、帕姆、帕特里克、杰克和戴夫这样的名字，他们的姓大多是爱尔兰或意大利的姓。
“哈佛大学的学生都没有通常的名字，对不对？”黛安娜问道。我们坐在那儿，喝着咖啡，试着想像这些女孩中的每一个人和她们的家乡的样子。“也许那就是你进哈佛的缘由，”黛安娜说。“你得有个怪异的名字。”
除了玛丽·哈彻外，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典型的白人姓名。SANDRINE听起来像法国人，FOTINI可能是希腊人，詹妮·林也许是华人。ABENA OSSEO-ASARE起了个非洲人的名字，她父母一定非常开通，因为她名字中还有个连字符。要认识她们我感到很激动。后来，我的室友们告诉我她们曾猜想我是否是从南方移民过来的，因为我的名字叫萝拉莉。
9月初，我的朋友玛丽、乔和杰夫帮我搬到学校住。杰夫有一辆客货两用车，于是他和乔开车来接玛丽和我。我的东西包括两只装满衣物和被褥的垃圾袋，一只装满桌子上用的东西的旧背包，一个装满硬币的大大的红色储蓄罐，还有我的滑板和小提琴。
我们开车通过波士顿市中心，顺着马萨诸塞大道，经过剑桥，来到哈佛广场。那根本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广场。那是几条街道和石子路人行道交汇的圆圈。我们经常到那儿去闲逛和买东西。人行道上到处是游客、乞丐、马路表演者、学生和教授。每个街角上都有流浪者和身穿艳丽服饰的街道青年混混大声叫喊着讨零钱或者发表关于从核物理学到查尔斯·狄更斯等话题的演讲。新生们都在将行李搬到宿舍去，因此显得比往常更加忙乱、拥挤。出租车疾驰而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匆匆地穿过马路。
我的朋友们从没有进到哈佛园里，因为高大而弯曲的砖墙和黑色铸铁大门把它跟哈佛广场的圆圈隔开了。大学新生搬进宿舍日是惟一汽车被允许进入哈佛园的时候。其中一扇比较大的门，约翰逊门，打开着让汽车进去。一名穿着制服的警卫挥手让我们的客货两用车进去并指给我们韦尔德楼的方向。我们慢慢地开着车，跟在其他汽车后面。
“我们车停在哪里？”杰夫问。
“把舍（车）挺（停）在哈法愿（哈佛园）。”玛丽说道。我们都咯咯笑起来。她长着深褐色的头发，染成一条条鲜红的条纹。她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她父母说话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土音，她说话则有很重的波士顿口音。她的双眉弯弯的。她也笑起来。“有多少人会说他们实际上把汽车泊在了哈佛园？”
我们把车就停在韦尔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