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当务之急，不是推广重工业，而是要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这个观点马上遭到反驳，以厉以宁、林毅夫和樊纲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站到吴敬琏的对立面，围绕经济增长模式与吴敬琏展开争论。厉、林等人的核心观点是，改革应循序渐进，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回避任何难产和阵痛。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导的重工业曾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极大促进制造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对于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有巨大的借鉴意义，是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理应得到重视和推广。
而吴敬琏则认为，经济发展固然有其特定的发展阶段，但并非不可逾越，只要基础条件成熟，跨越某个阶段非但不会引来麻烦，反而可以减少发展成本。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无须恪守教条，而应顺应现实，随实际情况调整。因此，如果已暴露大量消极后果，而依然一味苛求发展重工业，必将增大改革成本。同时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具备了跨越发展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应该积极转变发展模式，变粗放为集约。
至于理论界津津乐道、不肯放松的霍夫曼定理，吴敬琏认为：“这一理论是根据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的，我们这样资源紧缺的国家，不能沿着别人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要总结别人的经验教训，才能迎头赶上。”
关于发展模式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06年年初，“十一五”规划纲要出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口号提出，众说纷纭的争论才尘埃落定。而在吴敬琏看来，转型之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