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宁曾展开论战；围绕价格体系改革，吴敬琏又与张维迎等人意见不合；至于发展模式，在究竟是否应该回避重工业上，厉以宁、林毅夫和樊纲等人又站在了吴敬琏的对立面；面对权力寻租、权贵资本等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吴敬琏率先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放大到宏观层面，上述行为恰恰体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推行时面临的本土化障碍，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模式的结合。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厉以宁、林毅夫、吴敬琏等人论争才有意义。
单单从经济制度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30年，其实就是一部市场经济推行史。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底层民众上下求索，经济由冷转热，社会问题频发，到如今，农业问题再次凸显，这并非因为改革不够彻底，而是缘于人们心理上对农业的轻视。这期间，茅于轼、陈锡文、周其仁等频频发言，呼吁维护农民权益，甚至不惜亲身示范，以知识分子绵薄之力贡献建设性意见。
于是，中国经济在经历甲子轮回之后，回归农业底线，意味着土地重新被重视。而土地背后，正是产权这个经济原点的归位。撇开纷乱杂陈的事态，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区分和取舍。
三
任何时代，改革说到底都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打破旧格局，建立新秩序，新旧制度摩擦碰撞，以整易乱，势必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遭遇挫折、反复在所难免。
作为意见提供者、改革智囊，经济学者处于政府与民间夹层地带，不仅面临公众舆论和官方压力，同时也需要面对内心良知的拷问。在这个群情激昂、**膨胀的时代，能否保持学术操守，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巨大障碍。这不仅是对经济学者的考验，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