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为目的而成立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国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第一个试点。这个仿造美国为处理储贷机构危机而建立起来的短期机构，后来才陆续为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效法。仅仅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窥见周小川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取姿态。不过，一如周小川以及其他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这种改革的效果可能只是“将灰尘（不良资产）扫到了地毯之下”。从目前几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情况看，这个有存续期限的公司很可能遥遥无期地存在下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难判断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在剥离后的真实现状，但有一个迹象则颇能够说明一些问题，那就是，二次剥离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但这个方案明显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财政潜力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已经释放殆尽。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那个财政年度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除掉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之外，中国捉襟见肘的财政本身，也很难支撑这个二次剥离的设想。
那么，周小川为我们提供的第二种解决办法，也就是利用市场为国有银行再注资的办法，怎么样了呢？应该说，周小川对这个方案相当有好感。我们注意到，他在多个地方表现了对这个方案的倾向性。在1999年9月一篇题为《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充实资本》的建行内部讲话中，周小川为银行在海外和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并罗列了多种好处。我们甚至猜测，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用超常规的手段急剧提升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做法，就是为大型国有银行上市悄悄放下的铺垫。事实上，在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时期，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上市的准备工作已经大大加快。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如果有国有银行整体上市，人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当然，国内资本市场不能容纳，还有国际资本市场一条路可走。但以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质量和极低的财务透明度，这条路可能会相当崎岖。
以此观之，从证监会主席高升至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一个危如累卵随时可能坍塌的“坏账”之颠。这是一个更加充满凶险的位置。不过，对于一个怀抱大任的改革者来说，这恰恰是值得欢迎的挑战。所幸的是，周小川并不是一个喜欢挑战但仅仅只具备激情的冒险家。在他看来，与其被动解决银行资产的存量问题，不如主动进行改革，解决中国银行的增量问题。周小川对银行不良资产的一个通俗的三分法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在银行不良资产中，80年代、90年代早期经济过热时期以及94年金融改革之后所形成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周小川的这个判断实际上驳斥了那些在中国银行界十分普遍的推卸责任的说法，即现在的不良资产问题是历史留下的包袱。他含蓄地嘲笑说，“我们脱离计划经济已经不少年了，……到现在说过错都是过去的体制留下来的，恐怕自我批评的精神也不够。”《转轨中的风险应对》，第4页。这等于是说，中国金融体系的大量不良资产实际上是增量问题，而且还在不断积累之中。这是一个相当清醒的判断。在周小川看来，彻底解决中国金融体系问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行金融改革，将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办成“好银行”，让中国金融逐渐步入良性循环。这虽然是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治本之策，但很显然，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系统变迁过程，不仅牵涉金融本身的变革，更牵涉整个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再造。从这个维度思考问题，短期内解决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问题的希望，的确相当渺茫。诡谲的是，随着外资银行的步步进逼，留给中国金融改革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
即将到来的改革
从制度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制度远未到位的转型国家，而对中国金融而言，事态的压迫性可能比个人的主动性更容易发生作用。中国的那句古话，时势造英雄，应该就是指这种情形。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正在逼迫新一代财经领导人去创造历史。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按照有些权威人士的认识，中国的金融风险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央行的业务范围以及央行行长的职责，并没有赋予周小川负责全面金融改革的决定权，但作为新一届政府的首席财经智囊，周小川将在金融改革的所有领域里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发言权。在周小川到任央行行长后发出的第一次公开信息中，周小川强调：要保持各项金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谁都不会怀疑，周小川的到来将会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带来新的动力。
那么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个时期，周小川可能在哪些方面改变中国金融系统的颜色呢？周小川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设想和论述很多，我们挑选比较有可能的几项，以勾勒即将到来的中国金融“周小川时代”的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