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期，听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先生讲过一堂关于日本经济奇迹的课。他提到了一个当时十分新的概念：后发优势。意思是说，后现代化国家可以通过简单的模仿和“拿来”，移植西方的市场及其他制度，减少甚至消除现代化过程中的痛苦，迅速地追赶现代化国家。十多年过去了，那堂课的绝大部分内容我已经不甚了了，但“后发优势”这个概念却依然历历在目。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这个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含义的概念，乃是解释日本甚至整个东亚奇迹的非常有用的概念。但讽刺的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它硬币的另外一面，“后发优势”变成了“后发劣势”。在许多自由主义学者眼中，这个概念已经完全沦为“日本病”的一个别样标签。
所谓“日本病”，在文化的意义上可以解释为，重集体目标的达成而忽视个人的自主创新。而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强调国家对市场进行某种自认为正确的“增强”和“补充”，忽略市场的自发演进过程。用哈耶克的观点看，这里存在着一种“致命”的自负。事实上，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正在为这种“自负”付出高昂的代价。显然，日本只是“日本病”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文化上的高度同构决定了“日本病”将是侵蚀整个东亚国家经济的一个致命“病毒”，中国也断难例外。而作为具有明确“后发”特色的中国证券市场，更是这种文化基因滋长蔓延的绝佳场所。
与其他市场相比，资本市场本是更典型和更“高级”的市场，但中国的经济文化以及政府长期的计划经济历史，使中国政府一开始就对证券市场心存疑虑：分散的个体凭借各自的经济理性所做出的交换决定会在事后有利于集体和国家的目标。所以从一开始，中国政府超强的行政干预之手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证券市场。而转型期社会稳定对股市所施加的硬约束，更强化了政府的这种干预。较之其他的新兴市场，中国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的频繁程度绝对是破记录的。我想，熟悉证券市场的人一定会对这种干预的“威力”记忆犹新，敬畏有加。翻开深沪股市不长的历史K线，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几乎所有的大阴大阳都是政府干预的杰作。这种干预在1996年12月和1999年6月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两次，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竟然是以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出现的，市场随之而来的震撼可想而知。但如此一来却形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政府的理性代替了投资人的理性，市场参与者对政府的行政方向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投资人的交易决策不再是因为投资对象本身具有价值，而是因为这种投资行为对政府有价值。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人包括机构、散户、股评人士都在忙不迭地猜测政府的倾向和底线。对于证券市场来说，这当然是很荒唐的。但荒唐的行为之所以存在而且流行，乃是因为人们从中获得了奖励。
所谓“炒股要听党的话”总结的就是这样一个荒唐的道理。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并且被强化，中国证券市场将不再是一个个人对自己投资行为负责的地方，它将演变成为一个中国政府独资开设的无限责任公司。当有朝一日，政府真需要投资人为自己的投资损失负责的时候，所遭受的怨恨及抵抗将是可以想象的。最近，由于对政府干预的批评日渐增多，政府的干预好像平静了许多，但我想提醒的是，作为深植于灵魂深处的一种文化基因，政府对证券市场近乎本能的怀疑和实用主义反应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作出来。
“日本病”在中国股市的第二个症状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严重。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股市一开始就是国有企业的天下，其比例之高举世无双。这个现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从中国制度变迁的起点出发，许多人将它作为一种无奈的“特色”接受下来。但问题是，究竟是用证券市场来改造国有企业，还是用国有企业来改造证券市场。客观地讲，股市十年下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后一种情况。“特色”变成了“本色”，暂时的妥协变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向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全面投降。
中国的国有以及准国有企业正在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毫无顾忌地改造着中国股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国有企业从四面八方跑到中国股市来放肆圈钱的原因。与其说是中国股市的泡沫价格吸引了各路豪客，到不如说是中国股市的软约束特点吸引了他们。银行的钱尚要还利息，而在股市里拿钱，既无上级部门的监督，更不需要对股东负责，不在这里圈，到哪里去圈？中国证券市场变成了国有及官僚企业发挥其预算软约束本性的天堂。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看到，只要有机会，中国股市的圈钱机器就会隆隆作响，至于这些钱圈回来干什么，你们当然管不着，我先圈回来再说。有统计表明，截至2001年中报，上市公司平均每家闲置资金为311亿，最多的达38亿，这个数字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3%。
拿回去这么多钱，而其回报却低得让人难以忍受。对大量国有企业进入证券市场，许多人曾经有过讽刺：说是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市。而我的判断是，在股东及法制文化都极其欠缺的情况下，没有比中国股市更符合国有企业胃口的地方了。这两年，随着政府对国有企业日见加重的紧迫感，国有企业进入股市筹资圈钱有了越来越“合法”和“正当”的理由。
问题的危险性在于：大量进入股市圈钱的企业都有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了某种“隐含担保”。这使得大量改制上市的国有企业对自己作为公众公司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