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的尴尬与民企的冬天
1999年，一个英国小伙子开始以福布斯的名义为中国富豪正式计算身价。从此以后，这个每年一次的排行榜就成了中国公众与新闻媒体翘首以盼的新闻事件。那些一直以来只有机会分享外国资本家成功故事的中国人，现在终于可以观赏发生在自己这块土地上的财富传奇了，其引起的兴奋和好奇可想而知。
在中国，进入主流媒体的报道范围，实际上意味着“富豪”这个题目已经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而了解中国改革历史的人都知道，官方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已经发生质变。这似乎也颇为符合胡润——这个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策划者的本意：透过中国富豪的财富神话来展示中国20年的变化。然而，令福布斯和胡润感到尴尬的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他们苦心孤诣排定的中国富豪榜就迅速沦落为人们的笑柄，而这个富豪榜的发布日，简直就成了具有娱乐性质的愚人节。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富豪榜的专业水平太低，而是因为这个富豪榜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频率演变成中国民企的丑闻榜、问题榜。
自从2002年年中刘晓庆因税案入狱之后，从富豪榜上消失的富翁数量成加速度增长。而更让人感到难堪的是，2001年分列中国富豪榜二、三位的杨斌和仰融竟然也在“摘牌”之列。当然，这并不仅仅是福布斯的尴尬，更是中国民企和中国改革的尴尬。
与国内的这种趋势相对应，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企也成为投资者避之惟恐不及的烫手山芋。继格林科尔、欧亚农业之后，超大农业也受到审计师的广泛质疑。这等于宣布，象征中国民企高速成长奇迹的民企“四大天王”，在短短时间中已经折损了三家。讽刺的是，就在前不久，香港还试图将大力引进内地民企作为维持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砝码，并掀起了一股民企上市热。但好景不长，对于内地民企，目前香港基金经理最大的感慨就是：让人睡不着觉。不过，最近的事态表明，民企不光是让基金经理睡不着觉了，那些推荐民企在港上市的保荐人也要睡不着觉了。许多愤怒的投资者和政治人物已经扬言要追究这些保荐人的经济责任。
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几乎一致认为，****的一个关键议题就是，将把在体制外徘徊多年的中国民企纳入体制内。而一些权威人士更透露，**之后将有民营企业家进入地方领导行列。这一切似乎暗示，在经过20多年艰难跋涉之后，中国民企将迎来他们的春天。然而，中国富豪快速凋零的事实却显示：民企在没有等到这个决定性的春天之前，即重又进入了冬天。实际上，许多富豪的快速消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因为在我们看来，作为企业家，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仅仅是富豪，而不是企业家。
所谓民企，不过是私有企业的别称，而比较宽泛的意义则是指国有企业之外的所有其他企业。在这个为了规避意识形态而发明的奇怪称呼之后，隐藏着中国民企早年的特殊坎坷。在中国民企最新一次发轫之初，民企不仅要在经济的夹缝中寻找企业的生存之道，还要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苦苦寻求合法性。与现在的风光景象相比，中国民企当年胼手胝足的艰辛和如履薄冰的心态，大概早已经被人们忘却。不过，中国改革20多年的历史证明，民企的确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不仅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经济中再也不能忽视的一股新兴力量。这与国有企业令人绝望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在西方观察家还是在中国自由主义改革派眼中，民营企业都无可辩驳地成为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信念，完美的像另外一种无懈可击的意识形态。但很显然，这种信念正在受到上述一系列民企丑闻的严重伤害。这种伤害在杨斌事件中达到了高峰。
杨斌，这位有着中国暴发户典型行为特征的中国传奇人物，以一次眼花缭乱但却惊世骇俗的角色转变（由一个富豪一夜之间转变为异国的特首，然后再在短时间中沦为阶下囚），将中国民企最近一段越来越精彩的戏剧演绎到了极致。很难说以后还有没有超越杨斌的后来者，但在中国民企20多年的历史中，杨斌似乎已经“前无古人”。对于那些一直对民企怀有偏见的人来说，杨斌事件不过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偏见，而对那些沉溺于民企迷信并将民企当作医治中国经济灵丹妙药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杨斌事件则不啻于当头一棒。看得出，杨斌事件带给中国自由主义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仅就我们初步的检索，杨斌事件爆发后，就有三家颇具影响的自由主义媒体发表了社论。它们分别是香港老牌财经报纸《信报》，中国内地的《财经》杂志及《经济观察报》。有趣的是，这三篇社论不仅立意相同，而且题目也非常相似。《信报》社论的题目是“瑕不掩瑜，民企潜质远胜国企”，《财经》杂志胡舒立的文章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而《经济观察报》社评文章的题目则更是直截了当：“欧亚农业只代表它自己”。显而易见，杨斌带给中国新兴民企的创伤是相当沉重的。所以，这三家自由主义媒体在震惊、失望、沮丧之余，一口咬定：杨斌及其欧亚农业仅仅是个案，人们不能由此而推导出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情况。的确，就杨斌充满创造力的政治技巧而言，杨斌的确是独特的，个别的。但掩盖在这种技巧之后的，却是中国民营企业一种非常普遍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杨斌及其欧亚农业并非是个别的，独特的，它所代表的样本群体，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决不可以在统计意义上加以忽略。这个事实，或许是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欧亚农业及其他一系列事件提醒我们，这是所有对中国民营企业抱有某种期望的人们，所必须直面的事实。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看好民企，乃是出于这样一个常识：民企是产权明晰的，而这种产权特征将对民企产生远胜于国企的强大的自我激励，从而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效率表现。然而，中国民企真的是产权明晰的吗？它强大的自我激励在任何制度条件下都能够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吗？
民企：想象的异邦
恕我直接照搬一本书名作为本节的标题，不过在我看来，没有比这个题目更能准确描述民营企业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民企形象了。在这种想象中，民企不仅产权明晰，充满活力，而且是天然的市场主义者。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民企只存在于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