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点股权关系。而在2000年6月份成立的上海中科，开业第一件事就是写下字据愿代海燕投资偿还申万给的1亿元。到了2000年8月，申万又给了上海中科一个亿，其用途仍然是委托理财。这两笔巨资从来没有对外披露过，如果不是中科系崩盘后引发的连锁平仓而带出申万不得不诉中科创业的官司，这2亿资金有可能永远没人去过问它的出处和归属。”
既然上海海燕投资公司与中科创业及上海中科一点关联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上海中科要为海燕投资公司偿还这1亿元呢？而且还要在开业第一天就急急忙忙地立下字据呢？很明显，上海海燕与上海中科虽然没有股权关系，但有人脉关系，确切地说，这两家公司肯定有不愿为人所知的产权关联关系。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种不愿意透露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化公为私的典型模式。但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在于，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申银万国为什么会轻易地将1亿元巨款轻易借给上海海燕做委托理财？而在仅仅四个月之后又再次借给上海中科1亿元呢？按照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分工，证券公司是最为专业的“理财机构”，一家专业的理财机构为什么会委托另外一家比较业余的公司去理财呢？在2000年4月到2000年8月，大盘已经处于相当高的位置，这个时候的委托理财所要承担的巨大风险可想而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申银万国相关的人士在这种交易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而且这种好处大到足以让他们漠视巨大风险的程度。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这种不符合常理的默契。
实际上，这种漠视国有资产风险的“默契”在披露的一系列的事件中已经露出了它的底牌。在同一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科上海方面主要资金提供者的顾翠华——申银万国陆家滨营业部总经理，在为上海中科购买别墅的过程中就获得了500万元差价。2000万的交易就“洗”走500万，其洗钱的胆量和胃口实在令人惊叹。这当然也是一种默契。在这种交易中，吕梁们与顾翠华们都获得了好处，而惟一的损失方是公共资产。公共资产（或国有资产）肯定应该分，但如此分法恐怕很多人难以接受。
一个数据可以略微反映中科创业这个“私募基金”仅仅在上海的洗钱规模。
“据来自申万法律事务部的一位律师向涉案方的有关人员透露，申万曾经一次性给过中科创业的大股东海南燕园62亿。”但有意思的是，这位中科创业的大股东海南燕园公司的注册地址——海口市文明东路山内花园C1栋门口，所挂的牌子竟然是“海口市白龙派出所”，门前不仅长满杂草，门锁也早已生锈。就是这么一家子虚乌有的大股东，却让申银万国——这个国内投行翘楚，一次性地掏了62亿元巨款。真让人感慨制度之松懈，暴发之容易。
这就是中科创业，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私募基金，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虽然中科创业不能代表中国私募基金的全部，但却在相当的程度上呈现了中国现阶段私募基金的某种本质特征。
看来，此“私”并非彼“私”。而此“私”的要义在于，用“创新”的金融工具从事财富转移活动，在于静悄悄地进行“权钱合谋”的私有化。
按照夏斌先生主持的《中国私募基金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中国私募基金的总规模已经达7000亿。而投资客户以企业为主的公司占693％。所谓“企业客户”显然是公共资产的一种更加安全和好听的说法。这个数字提醒我们，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仅仅通过私募基金实现的私有化，业已进行到了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