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归与创业
记者：您当初选择回国创业的最主要理由是什么？现在有什么新的看法？
陶景洲：当时中国缺少方方面面的人才，尤其缺少法律人才。虽然在法国完全可以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毕竟中国是自己的家，希望自己能以律师的身份介入到自己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为社会做点儿事情。另外，律师要有很深的文化根基。人们可以通过在国外学习了解当地的法律，但大多只停留在对概念的了解，很难做到对该国家或地区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要有“根”，我始终认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职业生涯在中国。
记者：您认为海归创业群体对国内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陶景洲：海归派多在西方留学期间接纳了西方式文化思想，接受了规则与法律等西方的逻辑思维特质，并能够将西方的思维方式与管理方法直接带入国内企业中，促成企业向更加理性、更为规范的方向迈进。
另外，海归派多为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他们的回归改善了国内的人才市场结构，扩大了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队伍。
记者：您如何做创业或职业生涯的规划？创业之初有没有3年、5年甚至10年、20年的规划？
陶景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否能够发展得如你所愿或者说你的职业生涯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在某些重大时刻你是否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我从未给自己制定过3年、5年甚至更长远的规划，但是每当我面临选择时，我总会选择较高的那个目标，并努力去实现它。
1982年从北**律系毕业后，我面临着两种选择：继续读研究生和考出国预备研究生，我选择了后者，也许是因为后者更具挑战性、更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吧。在法国研究生毕业后，我并没有听从一些朋友的劝告随便找个工作解决生计问题，而是通过老师的推荐和自己的努力成为第一个进入法国律师事务所的中国留学生，并开始从事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法律事务，为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90年代初，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开始进军中国市场，大批的外资客户迫切需要在中国寻找他们的法律服务以及合格的律师。由于我原来就职的法国律师事务所不愿意到中国发展，我便加入了更具开拓性和创新精神的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如愿以偿地回到了祖国，这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起点。
记者：在您的创业过程中最感激的人是谁？为什么？
陶景洲：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贵人相助。出国留学前体检，因为当时体质较弱，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反复检查几次后还是不合格，填写化验结果的医生在我体检表格上盖上了“正常”的章。如果没有那位好心的医生，我恐怕就没有机会踏上法兰西的求学道路了。在法国留学期间，我得到了法国比较法学泰斗丹克教授的关爱，教授不仅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而且还在我毕业后推荐我进入一家知名的法国律师事务所，从此开始了我的律师职业生涯。回国后，我又有幸相继结识了原司法部部长邹瑜先生，原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芳先生，他们都对我本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