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餐厅、工厂、大厦等地方做菜、装修、清洁等低级性劳动。在市场里几乎看不到中等级别以上的知识导向性的工种，比如电脑维修、公司财务等。可见，具有中等或高等技术以上的求职者似乎能够以相对正常的方式应聘，也许许多人已找到了岗位。而天天在二马路展开游击战的，真正没找到工作的人是缺乏能够吸引企业老板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的。
最后是民工素质。这点跟工作内容密不可分。那些民工们的素质明显很低，不具备什么礼仪和理性。大多数都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初中或高中毕业，普通话讲得也很不标准，无法充分沟通，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受害者，而不追求自我成长，很情绪化。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除了父母和妻子，还有几个即将或正在上学的孩子，应该说，他们的生存压力比城市居民大很多。
接下来谈谈应聘上的不同点：
首先是工资要求。与2008年相比，他们对招聘单位的要求严格了一些。去年看到的情况是——“我来自上海，在找装修人员，你会吗？月薪1200元。”“我去，马上跟着您就去！”而今年看到的情况是——“我来自北京，在找川菜厨师，你会吗？月薪1500元。”“北京啊，工资又这么少，我不去。”“那你说月薪多少？”“最低2000元，我之前在广东的餐厅是月薪3000元呢。”
其次是打工地点。这点让我感到有趣，发现许多人不愿意去北京、上海、广东等大城市，说那边消费高，老板不靠谱，生活压力大。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去消费不那么高，节奏不那么快，生活较平稳的中西部中等城市，比如郑州、成都、武汉等。
最后是应聘态度，与2008年相比，今年应聘者们看待现实的态度似乎乐观了一些。我记得，去年的二马路市场充满紧张、迫切的空气，不同的应聘者之间经常争吵，竞争甚至战争氛围相当浓厚，毕竟来招聘的老板也很少。但今年看到的现象是，应聘者之间以较轻松的表情聊天，甚至合作起来分享信息，共同努力找到岗位。老板来了，他们也先了解对方的需求何在，然后较冷静地判断老板提出的岗位对自己合不合适，相互让步，而不野蛮式地抢岗位。
以上六个方面似乎都是中国政经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体现的则是积极的变化和消极的持续。
离开二马路之前，我思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农民工是不是合格的信息掌控者？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应该比过去少了很多，但他们有没有合理的渠道去掌握那些招聘信息？对此，我持有怀疑。另一个是，这些农民工有没有接受过合格的培训？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倘若应聘者，尤其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没有接受过合理的知识或技术培训，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的供应与需求关系将导致严重的失衡。对此，我比较担忧。
其实，信息和培训是日本相关劳动部门最为重视的两大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与民间的企业、教育机构合作起来，向全国各地所有城市的失业者、转业者、刚毕业者以及残疾者提供名叫“职业安定所”和“职业训练所”的服务。前者实际上是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的中介功能，这一政府部门向双方利益攸关者提供招聘和应聘的信息，所有日本国民都有权利免费享受这一服务。后者则是在掌握劳动市场及招聘机构的需求信息的基础上，给应聘者提供培训。时间有长有短，有一个月的半年的，甚至一年的。领域也很多，农业、机械技术、会计、医疗、福利、中学老师，甚至政府公务员等。一般来说，参加培训是需要报名和面试的，但一旦通过，不仅免费享受服务，还可以在培训期间拿工资，保证生活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