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号，将车子停在皇后酒店附近，让胡大海在车上仔细辨认……
几乎是同一时段，郑抱真见天色已暗，胡大海迟迟没有回来，打电话一问，对方也没见到胡大海和手提箱。多年的特殊生涯，造就了郑抱真的敏锐嗅觉。他立即给王亚樵、余亚农等人拨了险情报警电话，然后，叫来一辆的士，与家人一起，拎起随时预备的包裹，钻进车子，扬长而去。金石心听到险情电话铃声，心里着急，却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
在《我被作为刺汪案要犯逮捕、引渡、判刑的前后经过情况》中，余立奎写道：
那天晚上去皇后酒店吃过饭下楼，刚走到街边，即被暗探五六人包围。他们出示警局暗探卡，对我进行检查，检查后，又被带往湾仔警局。
我进房间后，南京派来的特务即来和我谈话。他们说：“现在只要请余先生把王亚樵住的地方说出来，你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希望你很好地考虑你自己的安危。这是最好机会，你不要错过，将来后悔莫及。”
我说：“你们说的话我全不懂，我也不知道什么王亚樵、李亚樵，更不知道什么叫后悔。”
搞了很久时间，他们看看没有办法，只好走开。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由一个英国人、一个中国人坐一部小车子，将我送到大馆（香港警察总局），关进一间空房间里，由一个警察看守。这位警察是山东人，姓车。因为没有第三人，他就问我：“你是什么案子呀？”
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案子，我并没有犯罪，湾仔警局只告诉我说：是南京政府要来逮捕枪打汪精卫的刺客。但名字和我不同。”
他说：“你家里知道不知道？”
我说：“我家不住在香港。”
他说：“你这里有没有朋友？”
我说：“朋友是有的。”
他说：“香港打官司要请律师，不管冤不冤，没有律师是不行的。你要赶快通知你的朋友，帮你请律师。”
我说：“我有什么方法通知他们呢？”
他说：“你把你朋友的名字和住址告诉我，我去告诉他，要他替你请律师。”
我说：“你给我纸笔，我来写几句，请你送去。”
他说：“不能写，写出来要是被他们看见，我就犯罪了。”
我说：“我身上钱被检查的人拿去了，现在没有钱，怎么办呢？”
他说：“我不要钱，我是同情你，如果你出钱，我还不去呢。”
我说：“那就只好谢谢你，请你到湾仔十字路口某号（现在记不清了）找王缉庵医师，告诉他，李自安被捕，现在大馆，请他通知杜其章（香港东华医院总经理），立刻到大馆来看我，一面替我请律师。”
这位警士对我帮助很大，他下班后，不到一小时，杜其章即来看我。虽然警局不让我们见面，但警局承认逮捕了我。这样，警局就不能把我交给南京特务。实际是，南京特务到达香港时，即向警局行贿港币20万元，警局才帮助他们捕人的。当时他们是打算用绑票方式，架走了事的，但因事已揭穿，不得不送法庭。
抓住余立奎以后，刘明意识到与自己的任务无关的“甄慕松”，很可能也是一条大鱼，再带人去抓捕，却是人去楼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