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厅则派出吉普车，由彭革陈引路，火速来到晨光社最后一处社址陆家巷23号。到了前门，房东说：“此房两进，前后院子。不久前，社长胡云卿通知我，他们以后从后门出入。前后院中间的过道大门已经钉上。所以，对于晨光社的情况，我们一概不知。”
彭革陈等人转到石鼓路，来到晨光社门口。大牌子不见踪影，门前的电线杆子上贴了一张招租广告。踹开大门，里面空空如也。厨房的灰土中，有一堆新燃后留下的纸灰，细细扒拉，从一张残片上，隐约可以看见汪精卫和徐忍茹两个名字。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信封写着：“留交来人们。”信中写道：“本社之事与郭智谋 、吴璜、周希龄三君毫无关系。特此声明。胡云卿。”
回到中央党部，彭革陈将搜查情况，向叶楚伧作了汇报。叶楚伧命令他暂住办公室，不得回家，表面上是说便于与各家媒体联系，实质上就是软禁。连续三天三夜，几部电话此起彼伏，彭革陈忙于应付，基本上没有合眼。
事发当夜，政府不但不抢救孙凤鸣，反而连轴审讯。陈公博（国民党中委、汪精卫心腹）、谷正伦（宪兵司令）、陈焯（警察厅长）、陶履谦（内政部代部长）和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审讯员俞钟骆等人围在孙凤鸣的病床前，厉声审问。孙凤鸣一边喊头痛，一边回答。在《汪精卫被刺案的审理过程》一文中，俞钟骆（解放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最高人民法院支部主任委员）根据自己保存的审讯摘录，做了以下记载：
问：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
孙答：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问：为什么到现在才刺？
孙答：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指华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问：行刺的目标是哪几个中央要人？
孙答：我是专为刺汪的。
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
孙答：我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地位。
……（昏迷过去）
后来又问：你是受什么组织、什么人指使？
孙答：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行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次日凌晨，孙凤鸣英勇牺牲。南京第二警察局移请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孙绍康到医院会验尸体，发现他的遗体上，竟有一百多个针孔。也就是说，在生命垂危之际，审讯人员为了逼供，每小时要给孙义士注射十针强心剂。真是惨绝人寰！
对于汪精卫遇刺，日方反应迅速。事发当天上午11时，日本陆军驻华武官雨宫巽赶往外交部，拜访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表达对汪精卫的深切慰问；下午3时，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松村堂树又拜访唐有壬次长，转达了广田弘毅外相、有吉明大使的慰问；第三天，须磨总领事又到外交部，“向唐有壬转告天皇陛下对汪精卫遇刺十分痛心。唐有壬对这从无先例的问候深表感激，泣不成声，立即转告了汪精卫”。
而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一命呜呼，主要原因，是孙凤鸣射入他脊梁骨上的那颗未取出来的子弹，导致“骨髓肿”，恶化以后，要了他的命。也可以说，孙凤鸣的刺杀是成功的。